随着方舟子持续不断的质疑，曾有“打工皇帝”美誉的新华都公司总裁唐骏陷入了大众,舆论漩涡。曾经的职场好汉和时代偶像，一夜之间褪去了传奇色彩，转而成为舆论批评的众矢之的。批评者最初认为，唐骏面对博士学历真假的质疑态度有些狂妄和避重就轻。随着唐骏颁布了自己的学历证书，舆论焦点又转向他毕业的学校是不是又一所克莱登大学？
花钱买文凭的克莱登大学已经成为虚构教导背景和捏造学历的代名词，当年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里曾有过经典的描写。如果说，当年小说主人公获得这样的博士文凭多少有点风趣和调侃成分，而今，在信任已然缺失、民风不再浑厚的当下，人们已将真实、守信、诚实视为做人的基础，容不得半点马虎。因此，大众,的质疑连日来与唐骏如影相随，不断升温，显示出不依不饶、追查本相的舆论态势。
其实，唐骏攻读博士的“西太平洋大学”毕竟是怎样的一所大学，有没有买卖文凭，经过网友和媒体记者的不断跟踪和求证，信任很快就会得出答案。但问题的要害不只于此。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思考——不管学历是否存在造假丑闻，它与一个成功的创业故事毕竟有多大关系？在一个重才能、轻文凭的社会里，谁会在乎身边的创业好汉有无博士文凭、是否名校毕业？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比尔·盖茨退学创业的故事，曾经让大批心怀豪情的创业青年为之鼓舞。对此，唐骏的同情者也大多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教导经历有无瑕疵并不影响唐骏的个人成绩和才能评价。但面对日渐高涨的舆论声浪，几乎没有人会否定，这些质疑会对唐骏的个人名誉和社会形象产生奇妙的影响。
曾经被鲜花和掌声围绕的时代偶像一夜间名誉扫地，一度广受赞美的社会精英转眼间备受责难，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透过这一事件，人们更应当反思其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和无奈现实。以文凭论好汉的广泛意识，导致衡量个人才能和评价人才的标准严重失衡。拥有博士学历，就意味着拥有工作机会和提升、提拔的最大可能，甚至对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在北京等大城市，博士学历是从事高校教师工作的最低门槛，甚至也是取得千金难买的北京户口的特别通行证。
唯文凭是从的社会风气，驱使党政官员、国企领导、职场精英一窝蜂“攻读博士”，很多重要职务拥有者都在履历上添加了光辉、耀眼的教导背景，否则就是不成功、不完善。就连征战跨国公司、从职场风雨中一路走来的社会精英也未能免俗。从一流大学到一流公司，从教导背景到工作履历，耀眼光环一个都不能少。这也是唐骏有意无意走进“学历门”的社会现实背景。
在信任感广泛缺失、召唤诚信的当下，大众,人物的诚信状态当然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大众,舆论应睁大眼睛，盯住每一个不诚信的行动，让其裸露在阳光之下。在揭示个体悲剧的同时，更要对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行深入反思，只有这样，才干避免悲剧重演和蔓延，对社会产生更深的启发意义。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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