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问题在中国
社会中，每时每地都可能有道德问题在产生、发展着，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可能遇到。除了要进行道德选择，我们还要对各种问题进行道德断定。或许我们可以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或是谨遵长辈的教导。但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如果仅是盲目地听从规条生活，而不理性地思考自己应当怎样生活，我们充其量也只能是比其他动物高级的动物，而不能真正地称为“人”。
当今中国社会处于剧变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不断地受到社会变更产生的冲击，原有的道德系统可以在一夜间土崩崩溃，新的道德系统的建立却不能一挥而就，或是建立没多久就又被冲垮。失去强有力的道德束缚，各方利益冲突频发，社会抵触不时有激化的表现，令人担心全部社会能否持续发展。法律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有力举动，然而由于法律体制远未健全，况且总有法律所不能触及的角落，更基本地说，法律的制定又是要先叩问道德，所以，合理的道德系统的建立对社会具有基本性意义。
事实上，也有许多人在呼吁道德信仰的重建，也不少人在付诸实践，例如把传统道德那一套搬出来，例如追随西方那一套，又或者感到哪些对于利益实现有利益的就拿过来，东拼西凑一套。然而，如果又是仅凭直觉地盲从，不从根源上理清思路，恐怕问题不能得到基本的解决。（况且这东一套西一套不必定正确有理，即使是正确有理，但未经反思地接收恐怕会缺乏保持的支柱。）以致只是在表面解决问题，深层的问题依然存在，积累到了必定程度又会爆发更严重的问题，撼动全部社会。更何况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自由意志，盲从压抑自由意志，把人之为人的本质掩饰。道德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在道德问题上我们尤其不能埋没自由意志，即使对其压抑，也不可能消灭它。在当今这个已经不能对人的思想进行独裁统治的社会中，宜“疏”不宜“堵”，宜“导”不宜“压”。否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对抗”，“压迫越大，对抗越大”。
当今又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时代也正深入地转变中国。社会上产生的道德问题的影响由于网络等媒体的传播而空前宏大。随着一个又一个与道德相干的事件曝光，引起专家、百姓等各方关注，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的探讨常常达到令人惊讶的宽度和深度。对于社会上呈现的种种道德问题、众多的事件，笔者一直密切关注，下文将应用道德哲学中的两个理论对典范事件进行反思。
二、功利主义和道义论
功利主义和道义论是道德哲学中两个正面的理论，尽管这两个理论并非完善无缺，并非可以解决一切道德问题，但它们可认为问题的解决供给较能为人们所广泛接收的方法思路。从整体上讲，它们优于道德相对主义、道德主观主义、利己主义等理论。
功利主义的最大功劳在于确定了对快活的寻求，有助于抵制无理压抑快活、把快活视为洪水猛兽的思想观念。它的核心思想是幸福最大化。而对于幸福的内涵界定又是一个可以讨论不休的问题。本文把幸福基础内涵界定为为快活的获得和苦楚的免除——尽可能地增加快活，尽可能地减少苦楚。每个人都有权利寻求快活，避免苦楚。但幸福不仅是个人的幸福，功利主义所考虑的幸福最大化是指整体的幸福最大化，这里的整体可能关涉很多人，可能是全部社会，而最基础的就是要考虑利益相干者，要把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尽可能地考虑进来。这样一来，就往往要考虑不只对一个人的影响，而且要考虑每个利益相干者所受影响的大小，再把所有的效应综合衡量。
道义论从基本上尊重每一个人，充分确定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把人之为人的本质放在重要地位，发掘人的广泛性。这里以康德的理论为代表，聚焦于其道德哲学理论精华——绝对命令。绝对命令的第一种表述情势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广泛规律的准则去举动。”就是说，你举动所遵守的准则，你盼望别人也能广泛地遵守。只有这样，你才把别人看作是与你一样的人，你才把自己与别人同等看待。绝对命令的第二种表述情势是：“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而应当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标。”如果你把自己或者别人仅当作了工具，那么就把自己或别人下降为物，蹂躏了人的尊严。康德提倡理性对自己发出命令——理性自己给自己立法，并且命令自己按照自己所立的法去做。能自己给自己立法，并能按自己所立的法去做，这是对人之为人的最本质尊重。当一个人遵守某个道德准则做出了某个道德行动，就被默认为他也愿意其他人遵守同一个道德准则选择行动，如果他不愿意别人这么做，他就违背了康德的道义论。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