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8年12月初，《投资者报》就在名为“我们的富民打算”的文章中，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的建议。当时我们的观点是，应当通过减税、加薪和建保障等手段，让国民的人均可安排收入在未来10年实现增加3.2倍的目标，使全国居民可安排收入占GDP的比重由45%进步到70%，让全部国民享受到经济增加的红利。
时隔一年多，官方对收入分配改革的表态变得空前密集，具体的“国民收入倍增”措施也在酝酿之中。据《国家财经周刊》报道，一份以“工资倍增”为目标的收入改革计划征求看法稿，已经摆在决策层案头。该计划提出了“冻结垄断行业工资、同工同酬、竞争性行业一线员工工资5年倍增”等建议，引起了各个利益方的激烈博弈。
令人担心的是，当前诸多增加国民收入措施，似乎都聚焦在“企业让利”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张建国日前对媒体流露，目前“全总”正积极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加紧制定《工资条例》，并将投入1000万元在10省市试点聘请专职人员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力争到2012年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履行集体合同制度，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从表面上看，增加国民收入最重要的道路，就是企业给员工涨工资，但如果问题真这么简略，当前贫富差距的抵触就不会积累到如此尖锐的地步了。
国民收入实现5年翻倍，意味着每年人均收入要实现15%的增加，而过去10年间，全国城乡居民的可安排收入年均增幅只有11%。不要小看这4%，如果未来5年每年的全国居民收入增速多4%，意味着国民总收入将多增加14万亿元，年均多增加2.8万亿元；这也意味着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将由45%增加到62%（如果未来5年GDP保持8%增加的话）。
如果城乡居民在财富蛋糕中的分配比例要进步17个百分点，势必有人要少拿17%，这个部分全由企业来承担显然不现实。原因很简略，我国范围以上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仅为8%左右，就算企业把全部利润拿出来加工资，也无法实现“国民收入倍增”。
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无非是在政府、居民和企业三个主体之间完成，这三者的分配关系中，政府盘踞了最主动的地位。政府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履行者，居民和企业在获得收入时必须先向政府纳税，税收的多寡取决于政府的立场，纳税人没有多少谈判空间。更何况，政府除了税收之外，还把持着土地、公共服务、国有企业等最重要的生产材料及其定价权，这都会影响财富分配的成果。
政府在财富分配中的优势地位无需争辩。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6.2倍，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9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增加了2.6倍。
而企业与居民间的财富分配，重要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当企业的用工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时，企业就要进步工资以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当情况相反时，则会呈现劳动力薪酬程度低、失业率上升的局面。长期以来，我国的名义失业率为4%，这个程度已经不低，更何况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数据不在统计之列。所以，我国长期以来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客观现实，是制约工资上涨的重要因素。
而人们贫富悬殊感受最强烈的，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巨额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带来的不公平感。中国改革基金会研究员王小鲁在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存在的“隐性收入”可能高达9.3万亿，其中“灰色收入”估计有5.4万亿之巨。“隐性收入”的存在，使全国平均城镇居民收入比原有统计进步了1倍，达到人均3.2万元。可见，如果把“隐性收入”拿出来“削峰填谷”，倒是立刻可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
收入分配的核心，不在“多寡”而在“结构”，不在能否“倍增”而在是否“公平”。当前政府收入的分配比例过多，腐败群体的隐性收入过多，这种畸形的分配结构蕴含着宏大的危险。如果对此视而不见，仅仅在企业和雇员之间找平衡，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强行请求企业出钱让利，其最终的成果将使经济实体受到损害、企业吸纳劳动力的才能降落，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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