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在“分析”彼时之思想，没有丝毫的“自责”，就像在《禅是一枝花》中，大谈禅的美好境，他不能正视生活和人生的苦难，同样，在男女之间他也同样不能正视爱的义务，他的惟一摆脱方法便是“逃遁”，以所谓的心灵的逃遁迴避现实中的一切。这便是中国文人式的最妙不可言的一种人生态度。胡兰成便以这种禅意盎然的哲学理念来摆脱，来自圆其“选择”之必定。
历史上的大事，也每是好汉英雄到了危难的绝地，哪里还有选择，连什么都没有得可以想了，此时惟有听天，而忽然开出了新运，所以多是听一声惭愧，余悸犹在，已喜在心头。
历史上的好汉英雄做天下国家的大事，事到其间不容他拣择做或不做（《赵州至道无难》）
这便是胡兰成自我宽容，而并无懊悔的根源所在。
流亡在温州的日子，除了于轻浮于情感之游戏中略得快慰，冷淡的光景毕竟不是胡兰成这样才子可以安于的现状，他试着重新构起同“外世”的网络，又总是忧心忡忡，这种恐慌与苦闷是乱世文人的风行病。他化名张嘉仪，“冒爱玲的家世”，身为丰润的女婿这倒也是顺水的事。他首先“勾结”上了当地名宿刘景晨。去刘家访问，老先生说：我这里平常不要年轻人来，因为这班人总是想利用。给“张嘉仪”迎脸一个下马威。胡当时“听了一惊”。接着他又以“张嘉仪”的名同梁漱溟等人通信，差点儿被梁推荐进了京城。只是他“生不逢时”，只能依然持续着他的“流亡”流浪的生活。谈起温州时的恐慌，《今生今世》里有一段记叙：“忽一日午后，院门口进来二人寻问张嘉仪先生，我惊得魂灵出顶，想着莫会是来查缉我的……”本来是吴鹭山和夏承焘二位来访。
《今生今世》中还有这样的一个情节，胡兰成买了两本书，《清嘉录》和《圣经》给来温州看他的张爱玲。张爱玲一个人在旅馆里，一气把《旧约》看完一半。她叹息道：“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真是巨大的”。但在胡兰成看来，“以色列人与我何干，况又《圣经》是书本上的事”。张爱玲在同他谈着“书本”上的事，胡兰成则在意的是图观赏眼前的说话人，“这般可喜娘罕曾见”。“而且爱玲是把《旧约》这样的好书，亦看过了当即叫我拿回去，连台子上亦不教留，她就是这样干净的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得不在意这一情节并由此发出他们二人这样与上帝擦肩而过的叹息。胡兰成曾在教会学校上学，但他给张爱玲《圣经》只不过将其当作一本美好的文学作品。而一位姊妹说：张爱玲对《圣经》的态度就是因为是胡兰成给她的，而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在情爱，胡兰成同样以他惯有的态度处之，他也曾与张爱玲说“小周”同他的“艳事”。他认为“一夫一妇原是人伦之正，但亦每有好花开出墙外，我不曾想到要避嫌，爱玲这样吝啬，亦糊涂得不知道嫉妒”，（《两地》）。
对于这样的一个男人，张爱玲果真是糊涂还是无奈或麻痹地无所谓，但这一切已注明她的结局的悲剧定位，同样，这样的一个毫无义务感的男人，他的“下水”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再说胡兰成
胡兰成的文字在内地出版，同时听到了身边人的两种声音：一是惊叹沈从文、周知堂之外，胡氏文字的精巧慧美，甚至认为胡的才干比张爱玲更是了得。其次，便是责备胡的人格，更认为像胡这样的汉奸的书是不应当在大陆出版的。这种纯挚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今天已成为许多文化人的“人格象征”。
所谓“汉奸”问题，自然是历史问题。我并不主意“健忘”，而中国人恰恰爱好健忘，远可大做“汉奸”文章，没有宽容；而近则可将文革忘得一干而净。
对于胡兰成的“鄙弃”，虽有“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之叹，而在我并非因他的下水，因为胡氏的作为是中国文人脆弱自私的典范。
说到胡兰成的才情，文字之外，我开端留心他的书翰。据说胡兰成曾在沪浙一带卖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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