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文化创新是打消“中国要挟论”必由之路

开场白　　没有文化的人类历史是无法想象的，任何民族都离不开文化；任何个体无法脱离文化，个体总是需要认同某种文化，没有文化的个体人生是不可能的。大到国家、民族，小至每一个历史时空中的个体，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围绕着人迈向自己的未来，个体通过自己的作用承担起所属文化圈的职责，并将自己所属文化发扬光大；任何文化选择并非轻松随便的，文化链条的断裂总是会带来形形色色的文化失语。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大国文化战略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疏忽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正视和器重的重大文化战略问题。　　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　　软实力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疏忽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别和重要的。　　文化软实力是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提出的。　　他认为，软实力的起源有四个方面，即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实际上四者都可以归属于广义的文化。约瑟夫·奈强调中国软实力的上升不是要挟，他不认为多数美国人会将中国不断上升的软实力视为一种要挟，“存在着中国软实力和美国软实力共同增加的可能性，它们不必定是对抗的”。　　中国在寻求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以及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的过程中，积极开展以中国语言、文化和思想等的推广运动为代表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这样的外交运动有助于展现中国文化魅力，激发外国大众,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并帮助他们懂得中国的价值观与文化，打消他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心与防备以及建立一个文明的、负义务的、值得信任的中国形象。　　软实力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疏忽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别和重要的。　　当代中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关系浮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　　正如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示的：在美国呈现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内行、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服务，他们拉拢把持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作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欺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把持这些国家的经济命根子和自然资源。近来美国《混杂语》杂志不断曝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动全盘美国化，打压第三世界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　　在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范畴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运动：举办讲座和研究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赞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地位等。　　实际上，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斗，就连西方内部，文化冷战也从未断绝。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含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收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保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法国文化，针对美国在关贸总协议的乌拉圭谈判中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法国保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用了“文化例外”原则。2001年12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第五条规定：“文化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发明多样性的繁荣有赖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　　今天，应对 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的重要方法就是进行文化战略的研究。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献、音乐、视觉艺术、电影、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的年度贸易额从953.4亿美元，增加到3879.27亿美元。文化发展之快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意，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合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中国也创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盼望有3000万甚至3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然而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白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景象不足且特点不够鲜明。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注视，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盘踞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 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美国文化产业发明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良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花费中国，谁在懂得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　　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驯服了世界。从1996年开端，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范畴，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模式，如制作模式、宣传模式、广告模式、营销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　　最近几年，一些中国电影逐渐走出国门，在为世界所认知的同时，也博得了部分海外市场，其中贡献大者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但恰恰是这些大踏步走出去赚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电影导演，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的作品不仅“媚洋”、“求大”，而且“没有思想”。成果，钱投得越来越多，电脑制作越来越虚伪，画面越来越残暴。成本越高，就越等待从市场获得高回报。这在美学上被称为“情势代替思想”——即以情势的视觉狂欢代替了思想的深层激动和内在灵魂的拷问。面对美国文化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代处于“失声”状态。　　中国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意义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层次上，必须批量生产，范围推出文化精品，这就需要市场的投入。但文化市场也是个难题，因为中国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场，懂市场的也看不起酸文人。　　因此，需要解决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官方应有文化的高度。第二，熟悉市场，懂得西方和全球的市场，知道谁在花费和需求中国的东西，否则就会导致产品过剩或者严重错位。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机制影响，人云亦云，爱好花费那些宣传海报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平均收入程度，文化产品总体上仍属于奢侈品，很多人受经济条件束缚却花费不起。这些都制约了文化生产和文化花费的良性发展。第三，中介环节问题，重要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种弹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财务制度等，否则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最后很可能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第四，专业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请一批真正的专家、学者和撰稿人，接收、改编他们的思想以增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起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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