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规范，贪官的腐败方法也在产生变更，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向隐藏性较强的信息贿赂、期权贿赂等隐性腐败行动。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先后出台若干规定加以遏制——
今年5月底，广东省纪委证实，时任中山市市长李启红涉嫌股票内情交易被组织调查。李启红被中央纪委“双规”之后，她的丈夫、弟弟、弟媳和妹妹都被带走协助调查，一个依傍权利的家族企业也由此浮出水面。据流露，李启红家族曾从上市企业中山公用的股价14个涨停板的飙升中获取宏大收益，积累的财富“保守估计有20个亿”。而表面上看来，这些财富的积累与李本人并无干系，李不懂证券市场，最大的可能是将交易信息流露给亲朋好友，曲线牟利。
如果早实行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5月26日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或许李启红的腐败行动会被遏止。根据该规定，领导干部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投资金融理财产品、企业及房产的情况均应列入应报告事项。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现，随着腐败行动的日益隐藏化，目前反腐败工作已经不再限于对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的查处，中国反腐工作进入了查处“隐性腐败”的“深水区”。
“帮助贿赂”、“预期受贿”
隐性腐败情势多样化
谈到“隐性腐败”，许多基层纪检工作者一点也不陌生。江苏省盐城市一名纪检干部给记者举了个例子：该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在担负市委宣传部长期间，一名干部长期巴结谄谀祁，并不直接给其送钱物，但一直为其办许多私事，“甚至经常给他擦背”。这名干部来宣传部不到5年，就从非党员当上了正科长。祁事发后，此人也因为受案件连累调离了宣传部。“与传统的物质贿赂不同，这种带着所谓‘情感色彩’的贿赂往往包着人情的外衣，打着投桃报李的幌子，”这位纪检干部分析说，“但‘换汤不换药’，腐败的本质是不变的。对于这种新的腐败现象，纪检监察机关一样应予以坚决查处。”
“按照有关学者的分类，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算作‘帮助贿赂’，即通过帮助手握权利的人或其亲属解决相应的问题、艰苦来获取以后的关照、利益等。”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介绍，除此之外，性贿赂、信息贿赂、事迹贿赂、情感贿赂、替代行动贿赂、期权贿赂等多种情势的“隐性贿赂”在反腐败过程中被纪检监察机关陆续发明，并得到器重与查处。
浙江省平湖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叶强对2007年产生的平湖市政协原主席郭跃荣、水利局原局长全保华受贿案至今记忆犹新。2003年至2008年期间，郭跃荣、全保华共同或单独利用职务方便，先后为平湖市一些公司在征迁赔偿、“待征借地”、治江围涂等诸多方面谋取利益，以收现金、入干股、低价购置店面房、“借款”等情势收受贿赂。其中郭跃荣共同或单独收受贿赂1699万余元，既遂399万，实得244万；全保华共同或单独收受贿赂1876万余元，既遂576万元，实得398万余元。
“在这个案子中，郭、全两人首次独创了‘预期受贿’这一新概念，”叶强介绍，“由于行贿人承诺的贿赂数目实在宏大，两人都不敢直接拿。为了掩人耳目，郭和全决定等自己退下来后再拿这笔钱，约定等退休后行贿者公司有了好项目后将这笔款子入股。这种‘自作聪慧’的方法并不能掩饰和减轻他们的违法犯法行动，他们最终仍然无法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
擅打“情感牌”
“温和腐败”的迫害甚于虎
“非物质贿赂很重视‘人情味’，官员极容易成为‘俘虏’。在现实中，隐性贿赂者与官员不是一般关系，都是称兄道弟的，平时就是黄段子互发、不分彼此的哥们。”广东省惠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松告诉记者，“赖昌星有句名言，‘不怕领导有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他本人就是个典范的例子。非物质贿赂往往是物质贿赂的前奏，行贿者经常是多种非物质贿赂手段并用，然后物质贿赂跟进，使官员在不知不觉中突破法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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