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5月13日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中，针对产生的多起针对儿童的袭击事件，温家宝在接收采访时就表现：“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用深层次的原因解读杀童案，是总理开的先河。但没有引起相干部门和相干人士的器重。杀童事件后有家长打出旗帜：“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是好汉去杀贪官，不要杀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报复逻辑？这样的逻辑在中国老虎估计恐怕也是开先河的。但同样没有引起相干部门和相干人士的器重。
然而，“肇事者”（我暂且用这个称呼）们却仿佛对此引起了高度的器重，并在举动目标上切实的转变了。这个转变不是对我们前些日子大力加强学校的防备的讽刺，而是对“深层次的原因”的无力对抗和无聊活着一种失望的表达。
回想中国社会这些年在房地产、物价、就业、医疗、互联网监管、食品安全范畴的各个问题，我们就会明白中国大众,产生这种情感并不奇怪，“校园血案”等虽仿佛与我们相隔千里，但各种“社会问题”却又都实实产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甚至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身上。我们的心坎其实也曾有过一个表达不满的念想了，只不过很多的大众还是对党和政府充满等待等种种的原因而没有付诸于实际罢了（或许应当说对很多大众来说还没有必要非那样表达不可——这在老虎看来，正是我们我们的党和政府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根据所在）。
温总理曾经说过“勿庸讳言，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都应当引起我们的器重。”但总理的告诫非但没有引起“我们的器重”，反而有些部门和人士更加的疏忽起来了。于是，当农民工需要像张海超那样只有“开胸验肺”才干证明患了职业病的时候；当佘祥林、赵作海们要等到“被害人”再现时才获得无罪释放的时候；当三聚氰胺的受害人得不到赔偿的时候；当村民因污染身患癌症而化工厂照样开工的时候……校园血案一类案子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更值得引起我们警觉的是，当悲剧产生时，心有愤懑却无处发泄的大众,，其实已经悄然地站在了“悲剧制作者”一边了——这不能只怪大众的麻痹和“良心大大的坏了”——我们时常看听到的消息中，有多少往往是“小问题拖成了大事件”的：中国的大众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也是容易感谢的（当年毛主席给人们一块地，多少的大众把他当菩萨一样敬奉在家中）。老虎认为大众,的这种立场比悲剧本身更为可怕，更要引起我们党和国家的器重——浅易的道理：悲剧只在一时一地，而民心却关乎全国和永久！
有专家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今天，我们的教导是很失败的。”老虎认为这是有必定道理的。因为教导的失去目标与教导的被疏忽直接影响我们的许多人失去了幻想，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信仰，失去了道德，失去了法律；也使我们的许多方面失去了公平，失去了正义，失去了准则，失去了规范。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校园血案一类的问题就不是意外了。然而，这看似找到问题的基本实际上又会变得虚无了——板子最终打倒教导上一如拳头砸在棉花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要最终转变教导的，可教导改来改去自身都不知道走向何方了。如其寄望于教导出好的“人心”，倒不如倚仗切实可行的制度，先对现如今存在的突出问题踩个急刹车，哪怕是打针镇痛剂也好！
人类毕竟是要有安全和有秩序的生活（如果这种安全和有秩序被彻底地混乱和损坏，那就会呈现人们常说的“重新洗牌”），这就必须讲道理，就要有卢梭的“公共秩序”。而要讲道理和公共秩序，就必需要大家都来尊重这个道理遵照这个秩序！如果国民的表达受到克制，如果国民的尊严受到辱没，如果公平、平等和自由成为只是刷在横幅上的口号，如果国民们都感到自己受侵害、受压抑，而受侵害、受压抑又得不到解决，得不到缓解，看不到盼望，看不到未来，那么产生“我不活谁也别想活”、“我活不好谁也别想活好”的“变态心理”也就不足为怪了，国民个人的“变态”，久而久之，多而大之，也就会导致全部社会的“失控”——或许我们有警察和部队可以把控住，但这种“变态”和“失控”会带给我们全部社会和民族深远的悲剧与后来几代人都难以治愈的伤痛。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