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存有缺憾？
政治风气影响标点符号
新京报：“文革”期间，当时的政治风气对点校工作是否有影响？
徐俊：这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学术界提倡“批评继承”和“古为今用”，具体到点校工作，请求尽量简洁，因此学者们做的很多校勘、考证工作并没有能够在校勘记中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说，点校本并不能全部反应当年工作的实际水准。
新京报：这带来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
徐俊：在力求简略的思想领导下，有几部史都没有采用底本校勘的方法。
每部史书在历史上都有众多不同版本，这就请求我们收拾时首先要断定一个好的底本。但点校本中部分史书采用了“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做法，也就是不用某本作为校勘底本，而是多本合校，感到哪个本子文字好就直接采用哪个，不出校阐明。
这是受质疑相对集中的处所，这次修订我们请求每部史都必须断定好的底本，彻底解决“不主一本”的问题。
新京报：政治风气有没有给内容方面带来什么影响？
徐俊：政治风气对点校本内容的本质性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政治对点校工作影响最大的时代，是1967年的短暂恢复阶段。那个时段，请求在点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强调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奋斗，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传封建道德、污蔑劳动国民的语句，不利用感叹号”，如《明史》里这样的一段话：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当时认为“苦我民耳”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新京报：这些都是时代观念的局限。
徐俊：是的，不仅是标点，在分段提行的问题上也讲阶级奋斗观点，按照体例应当按年月来划分的，但由于要突出农民战斗和农民起义，当时就请求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如涉及陈胜、吴广、黄巢等人的内容都进行分段提行。现在的点校本《三国志》、《陈书》、《周书》，仍然有未按年月分段提行的情况。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文革”期间，1967年短暂恢复阶段的做法，但这个时段的点校工作，没有形成有价值的成果，所以在现在通行的点校本中没有留下明显痕迹。
重修国史各方态度？
专家呼吁，温家宝批示
新京报：学术界是怎么看待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这些瑕疵的？
徐俊：点校本出版后，学术界有不断讨论的札记文章，甚至有的还写出了专书。
新京报：这次提出修订经历了什么过程？
徐俊：作为点校本的组织实行单位，中华书局一直关注这些看法，也感到应当趁当年参加点校工作的部分老先生、中华书局参加过点校的一些老编辑都还健在，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的时候，尽快组织修订。
新京报：做了哪些筹备？
徐俊：2005年，我们对1958年到1978年点校本收拾过程中的全部档案进行了清算，同时组织专人从编辑角度研究每史都存在哪些问题，形成了调研报告。
新京报：调研报告都提交给哪些部门？
徐俊：调研报告呈送出版主管部门，我们广泛听取看法，还向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四位老先生作了汇报，修订工程开端后，任继愈先生担负总修纂，另外三位先生担负学术顾问。
新京报：老先生们的呼吁有作用吗？
徐俊：在他们呼吁下，2005年11月，温家宝总理和陈至立国务委员分辨对修订工作做了重要批示，修订工程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专项资金支撑。
修史力量水准如何？
修史程度位于最前沿
新京报：这次修订有多少人参加？
徐俊：这次共有200多名学者参加，大多来自高校，也有来自科研机构、文博系统。
每部史都断定一个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
新京报：你感到现在这些主持人的学术程度与以前的学者相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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