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国家周刊》:我们该如何构建符合中国特点和被国际所认可的信用评级系统？
吴红: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的增多使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降落,信用风险上升的趋势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仅仅依附市场自身发明的机制也被证明是弊大于利。因此,国家必须将社会信用风险的系统管理纳入国家管理职能范畴。
比如,对信用评级行业的国家监管应当明白统一的监管机构,而监管机构在履行职能时要服从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信用经济和信用评级业的客观发展规律。
国家要通过制度束缚来明白信用评级机构的重要义务是公共义务,避免利益冲突对评级独立性和公平性的干扰,还要培养自主品牌的权威评级机构,保护国家金融安全。此外,要保障评级机构的独立性。
中国信用评级形势严格
《财经国家周刊》:现行国际信用评级系统重要存在哪些问题？在一些人看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是有意在低估中国主权信用评价,你如何看待？
吴红:现行国际信用评级系统实际上就是由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所垄断的评级系统。它们所采用的信用评级标准是美国的标准,而非国际标准。其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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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在所有的次级贷款MBS债券评级中,给予了大约75%的债券AAA的高级级、10%得到了AA、另外8%得了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经三大评级机构评级的金融衍生品在世界范畴内被广泛购置,特别是在欧洲发达国家,等于是将系统性风险扩散到了全世界。美国评级模式的弊病还蔓延到国际评级范畴,表现为美国一国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
三大评级机构在主权信用评级和跨国企业的评级中,不是或不完整是从正确揭示信用风险的角度评价其他国家、地区和企业信用风险。
以中国为例,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占GDP比例高达46.61%,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2.8%,总债务余额占GDP比例为18%,这些指标充分表明中国的偿债才能远远好于西方重要工业化国家。但三大评级机构给中国主权外债信用评级却是“A1”和“A+”级,远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评级。他们不顾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和外汇实力快速进步的事实,明显低估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进而压低了所有同中国有关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信用级别,增加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融资成本。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道德”和“标准”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已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当前主权债务危机中裸露无疑。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以及欧盟诸国,都已意识到现行国际评级系统存在的种种弊病,纷纷通过制度构建和培养本土评级机构等情势与三大评级机构争取评级话语权和资本市场定价权。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就此发明性地推出了建设“新型国际信用评级系统”的理论构架,可谓顺势而为。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通过收购中国评级机构的方法全面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进入美国市场时却屡屡受阻。现行国际信用评级系统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稳固会带来怎样的风险？
吴红:诚如斯言。
一方面,中国评级公司正在被外国同业巨头掌控,给中国金融和经济安全带来宏大风险。以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为首的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以合资合作的方法,大范围收购中国评级公司。在中国5家大型信用评级机构中,除大公以外,其他4家已经或正在被美国把持。前后不到两年时间,美国评级机构就基础上把持了中国2/3的信用评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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