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深信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发酵的人来说，环京津地区几近无人区的超级大盘无疑是个绝佳例证—《环球企业家》2010年7月5日杂志刊发的《京津空城记》）一文，正引发大众的强烈关注。而随着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媒体的跟进报道，针对空城泡沫的讨论正上升为一个社会话题。
乐观者有乐观的现实基础。在经济刺激措施消退后，决策层将中国的经济增加点寄托于城市化战略，至2025年将有3亿多农村人口转入城市。为此，中国将需要建设100万兆瓦的发电才能，铺设50亿平方米的道路和2.8万公里的轻轨；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这更意味着滚滚财富—2万至5万座摩天大楼，以及超过5000万套新建房屋。
然而，那些荒野里冒出的光怪陆离的“空城”却动摇了中国“城市梦”的基石。伴随着开发商的逐利本能和处所政府的土地财政激动，雄心勃勃的造城运动正在各地愈演愈烈。但另一方面，城市化的背后却也附着民生维艰的残暴现实，房奴和年轻的蜗居者都在咒骂着伪城市化旗帜下的蛋—一幢幢正在走向孤寂的豪宅。
这势如水火的两者，即为充满泡沫的中国楼市最贴切的注脚。大众和经济学家都在担心，各地此起彼伏的造城运动也将步京津空城之后尘。中国城市计划学会居住计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陶滔即向《环球企业家》指出，中国的“空城”是这个星球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新城泡沫—蒸蒸日上的地产行业早已在高速成长的快感中迷失了方向，大批的投机行动和借贷泡沫参杂其中，正形成一个宏大的僵局。
这引发了若干令人不安的问题：在年轻人越来越远离房子的同时，还有多少个这样的“造城”故事正在上演？这些空空荡荡的城市有一天会导致一场大灾害吗？中国城市化到底出得了什么病症？房地产高速增加的好日子到头了吗？
历史重演？
中国似乎总是在重复发达国家的悲惨故事。早在1970年代，巴黎老城边即出现出诸多空城，现今欧洲最大的办公区拉德芳斯即其中代表。在这个1平方公里的新区里集中了1200家企业，3个超级市场，250家中小型商店，4万人居住在这里。然而拉德芳斯的光辉并非一挥而就，而是历经波折。由于当初计划问题，这里的房子曾经十室九空。直到发展商对拉德芳斯进行改革，政府同时规定城市住宅与办公室的面积比例要适当，拉德芳斯得以注入活力。
“中国新城的发展必须和就业连接，”陶滔指出，“否则也将成无水之木，必定空城。”令人遗憾的是，在短视的发展商和处所政府主导下，中国当前的空城现象远远超过了巴黎乃至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或许我们该回到二十年前，看看中国的城市化是如何走上繁荣奇迹的。从1990年到2009年，经济的增加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让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超过了1倍。与城市化对应，中国的房地产繁荣显然更为亮眼，商品房销售额从200亿元增至2009年的4.39万亿元，同期实际销售额增加超过200倍。
人口的猛增和资金的大批流动显然给那些超级城市带来了诸多利益，但城市带给那些新城市人的利益却十分有限。少数新富阶层在不断挤占城市的中心肠带，而且权势范畴不断向城市外围扩散。而超过2亿的农民只是流动性地存在于城市，没有获得本地居所的才能；城市化的另一主力军则是旧城改革的土著居民。后二者，实际上成为超级城市周边城市化的主力军。但城市郊区的造城者们却幻想以豪宅来吸引这些人。北京虎杰投资机构首席分析师张寅向《环球企业家》表现，这样的城市化是极低质的城市化。
如此城市化的问题在于，本该由需求来驱动的城市化过程，却日渐本末倒置成了投资拉动；城市化本该只是为经济发展发明必要条件，却似乎成了经济发展的全部。
在《环球企业家》刊发《京津空城计》后，文中提到的京津新城开发商合生创展一位高管主动向《环球企业家》记者表现，在现有中央与处所财税系统下，处所政府钱少事多。他们不得已只能靠卖地和引入开发商资金来增进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处所政府也无法完整兑现计划时的配套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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