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公租房“排外”反应出各地在细化公共住房政策时的鸵鸟心态。
就在众多夹心层对公租房政策能不能放弃“限外”寄托着最后一丝盼望时，决定着这一命运走向的京沪两地并没传出好消息。继北京市住房保障办表现，“公租房暂不向非京籍申请人开放”后，上海也将外来人口申请资格的门槛设置为：持有《上海市居住证》和持续缴纳社会保险金达到规定年限。由于没有断定规定年限是5年、10年还是20年，上海的公租房政策显然也有着许多混沌之处。况且很少有外来人口能够获得居住证。
对于在这两座城市居住生活的外来人口来说，这的确是个令人扫兴的消息。将公租房锁在本地人的围墙之内，这不能不说是对刚刚高调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领导看法》的一种讽刺，也反应出各地在细化公共住房政策时的鸵鸟心态。
为什么我们的公共住房政策仍在食古不化？除了过多考虑了原住民“户籍”的旧规外，基本就没考虑到外来人口的“纳税贡献”，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住房成果共享。如此以来“细化”出的条款，自然会使公租房政策从原点又回到原点。
我不知道政策制定部门看完北京的“暂不开放”持什么态度。因为公租房设置的本意就是解决夹心层群体住房艰苦的一个公共产品，其面向的主体包含一些在异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些从外地迁移到城市工作的群体。这一称谓和指向显然没有设置“户籍”门槛，也就是说，公租房作为名正言顺的公共住房产品，基本就没必要有“限外”的色彩。况且，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大部分夹心层都是外来人口。如果设置了限外门槛，它毕竟还能不能施展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住房艰苦的作用？它还算不算是我国公共住房政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吗？
而对京沪两座一线城市本身来说，这同样更是一种心胸狭窄的表现。就拿北京来说，它有着建立世界城市的胸怀，如果不在住房问题上一碗水端平，何来海纳百川？而上海更是一座职业化非常高的“雇员城市”，从城市人口的本质看，基本就无法分出“原住民”和“外来人口”。
举目望去，世界上哪座城市的公共住房政策是“排外”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就在印刷这份报纸的背后，我们有多少印刷工人，有多少发行工人，有多少运输工人，不是从异地赶往这座城市勤恳工作，共创财富的？难道他们的额头上都印有“外来人口”的字样？说轻了，将公租房的分配对象分成是“原住”和“外来”，是一种住房轻视；说重了，这是对公共住房核心价值和居住自由权的鄙弃。
应当明白的是，不将外来夹心层人群游离于中国住房保障制度之外，是我国公共住房政策的核心。如果一座城市表面上号称开放，背地里又拘泥于传统思想“画地为牢”，那么公租房就很有可能成为本轮住房改革的最大败笔。
□胡安东（中国房地产研究会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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