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
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
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
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情报上去，被毛泽东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泽东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
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
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
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
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
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亲戚因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烧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没烧掉我就活不下来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没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于乱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没有再写诗？
流沙河：没有写。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绝对不敢拿笔记下来，就在心里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把念得滚瓜烂熟的九首记了下来。后来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诗选》里，叫《故园九咏》。
南都周刊：我记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说你当时以锯木为生，“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流沙河：是，啃我壮年时光。前两句你记得吗，“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当时我儿子六岁，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锯木头，小童工。我儿子一直对《草木篇》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毒草，让他爸爸成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结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这首诗，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肤浅、幼稚的几句诗！
南都周刊：如果当时没写《草木篇》，你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流沙河：想过。如果没有写《草木篇》，我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这样？
流沙河：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好革命文学理论，弄得很透。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那套文艺理论，它的体系是异常完整的，很能自圆其说，我对它深信不疑。批胡风，我用的也是这套东西。倒是对毛泽东工农兵文艺理论我还没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条棍子，要拿那个东西去打别人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左派打手太危险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丢了。因为左派一旦卷进去，有了利益冲突，今天我红起来，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撑到“文革”，那更会非常愤怒，去造反，去火烧，去把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还不如早早当个右派，做重体力劳动，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为诗人和《星星》诗刊一起复出了，还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流沙河：我没有去开会，他们选我的。我的性格经过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胆小怕事的，我当时考虑的是，要是运动再来，我要做好准备。他们选我当，我也没办法。挂了多年的名，就算我从来不去开会。
但我当时还是热情的。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尤其在文学、在诗歌这一块。
南都周刊：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面已经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
南都周刊：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开始读《庄子》的。
流沙河：最早读是初中，当然那时候小孩子，怎么会懂。第二次读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为什么读他呢？《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者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当了大右派，心态失衡，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80年代末我身体极差，胃病，人非常瘦，内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开始看《庄子》，这一次是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后来写了《庄子现代版》，我知道我这个人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通过《庄子》，也许若干年后某人写历史，写到一个注释，说这是引自流沙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这两年你连续出了两本“说文解字”的书—《流沙河认字》和《文字侦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认字”的乐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当右派第四年。当时我人还在文联，干些体力活，还帮忙看一个旧书库。那个书库里都是些“四旧”，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了。从那时起就天天研究，《说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我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偶然发现了某个字的真相—前人的几十种解释都搞错了、我觉得我才是弄对了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我还戴着个右派的帽子。我记得有个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说：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训诂的工作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前年开始写《流沙河认字》，从一二三讲起，我希望能讲得通俗易懂，结果书出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实话，还是太深了，他们办公室里没有人看得懂！谢谢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写《文字侦探》时更加注意深入浅出和趣味性，这次我选的词：男女、国家、人民……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词。取名《文字侦探》，因为我以前爱读侦探小说，二来我觉得认字的过程抽丝剥茧，像侦破一样，非常有趣，三当然也是骗大家来买书（笑）。
这次只讲100个字。90%前人已经解释好了，我只是从几十种解释中抽取我认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语言讲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几，我认为前人解释错了，提出了我的解释，我觉得我是对的—这是个大海捞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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