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要使得关系更加稳定而平等，我们必须控制好两面性，减少不对称性，同时也要防止在双边关系中利用不对称性。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
继去年7月27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简称S&ED）在美国华盛顿开幕之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又将于今天在北京举行。中美S&ED机制是建立在六次中美战略对话与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大机制基础之上的对话机制。那么，这个战略对话应该谈什么？
首先应该谈哲学。中美关系必须有一个认识高度。中美关系不只是实务层面的交往关系，而是事关人类共同利益与国际社会稳定的关系。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美交往的起点就是很高的，两国最高领导人在隔绝二十余年之后的初次见面就谈哲学问题，这在大国首脑外交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这一传统就延续了下来，如今的战略对话就是体现之一。中美之间的沟通渠道很多，达六十余个，战略对话的目的就在于超越和跳出器物层面而登高望远。
除了谈哲学，还要谈文化与文明。中国的“之乎者也”含有深刻的中国文明内涵，美国了解太少，中国自己也有点疏忽了。中美之间若想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信任，就得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了解。把中美关系置于历史纵深之中，才能把握中美关系的历史观，才能避免避重就轻、因小失大和顾此失彼。中国“和谐世界”的构想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文明积淀，是中华传统文明的折射和体现，没有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将会很难理解。中国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恶补了学习西方文明的一课，而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文明国家应该从人类最悠久的东方文明中吸取智慧和能量。
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我们看到更加复杂的交织状态：一个是两面性，竞争与合作的交织；另一个是不对称性，相互依存虽然加深，但不对称性仍很明显。要使得关系更加稳定而平等，我们必须控制好两面性，减少不对称性，同时也要防止在双边关系中利用不对称性。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
中美之间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三T问题，还有人民币汇率问题、气候合作问题、人权问题等都必须置于更高的战略指导和协调之下，而不能分而治之、就事论事。
中美之间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核不扩散问题、朝核伊核问题、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反恐问题、外太空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更必须置于人类生存的高度加以深入思考和长远考量。
制定更多的共同行为准则，共同的危机管理准则，比如朝鲜出现危机,大国如何保持行为的协调和协作等变得更为重要了。再有，如何突破冷战遗留的技术限制，开展有利于两国的联合科技开发合作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议题。
在亚洲，南海争端问题、朝核问题、反恐问题、能源开发与能源运输等问题都密切地交织在了一起，海洋航运安全也格外重要，这些问题只有在中国哲学思维中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模式下才能加以解决。
中美之间为了避免冲突和危机，就必须更加清楚地了解在哪些领域或在什么条件之下易于出现冲突并加以防范。
和平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必然会有多种选项，而协调好这些选项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如果协调不好，战略因素之间的掣肘将会制约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当前，维护稳定的中美关系是首要任务，而稳定这一关系的干扰因素仍很多，很具有挑战性，甚至对两国政治家的战略智慧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当今的中美关系中，美国没有与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中国也没有在实力上升后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比如，中国在实力上升时是仍然保持灵活还是应该趋于强硬？中美关系中由于发展差距带来的问题仍很严重。通过战略对话的研究来看相互塑造的影响、通过战略对话实现相互塑造的意义更为重大。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