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只有当恐怖主义的仇恨与蛊惑宣传失效，民众不认可自杀性攻击和各种爆炸袭击的合理合法性，社会舆论总体上倾向于和谈与合作的解决办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恐怖主义才会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众所周知，美国、以色列是遭受极端恐怖势力威胁最严重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直接动用军队大力反恐的国家。从美、以近年来的反恐进程反思，有两点值得重视的教训与启示。
首先，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能由军人主导整个反恐进程，军事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唯一手段；对军事武力的使用必须慎而又慎，弄不好会带来大量无辜平民伤亡，从而激发更多的恐怖分子和恐怖事件。
“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表现出过分重视军力而忽视外交博弈的倾向，使得美军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大泥潭，各方面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美军技术和装备占有压倒性优势，正面作战时也取得了速胜，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军事胜利之后的综合较量中却节节败退：误杀了众多平民，让反美极端势力坐大，外交手段与军事战略不匹配，不论在占领地还是国际社会都争取不到人心，扶植的当地政权政绩上乏善可陈、缺乏公信力。“布什主义”给超级大国自己套上了难解的多条绳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小兄弟以色列也面临类似的处境：以色列军队的飞机和枪炮越来越先进，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仇恨怒火也越烧越烈，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越是不可收拾。总之，军事力量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其次，必须认识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是综合性的较量，很像是一场持久的国际博弈和人民战争，其间包括反恐者自身体制、机制及各方面关系的考验和改进。
上面提到，军事手段只能治标而不治本。真正想要治本，必须依靠合格的对外战略、智慧勇气和政治意愿。这里面既有对国际权力、道义和走势的充分认知，也有对自己和对手长短优劣的正确评估，还必须加上“外交优先军事”、“经济辅佐反恐”、“谈判有失才有得”等等组合策略。
例如，就上面提到的美国、以色列的反恐斗争来说，系统完备的治本之策，应当涉及对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游说和对主要大国的协调（交易），涉及静悄悄的军事斗争准备与积极有效的外交谈判的双管齐下，涉及到对目标国民众的争取人心工作和孤立极端势力的广泛持续努力，涉及投资民生工程、经济建设项目和教育文化事业乃至妇女儿童地位的改善，涉及大胆和富有创造性的妥协与退让方案（例如在巴以纷争地带实现“以土地换和平”，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推进民选自治的当地进程，及探讨与塔利班内部“温和势力”谈判合作的可能性），涉及主动将反恐程序、手段、机制对接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尝试，涉及对往届政府反恐方针的失误之处的道歉和纠正，涉及在各种国际和多边场合倡导比较合理、公正的议案以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等等。
只有当恐怖主义的仇恨与蛊惑宣传失效，民众不认可自杀性攻击和各种爆炸袭击的合理合法性，社会舆论总体上倾向于和谈与合作的解决办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恐怖主义才会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自然，与军事打击的速效不同，综合治理的过程比较缓慢、复杂，成效有时很难测量，还会牵扯到对自身的反思和纠错，因而可能遭受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影响选民选票的偏好，被恐怖主义极端势力认为是软弱和有机可乘。假使对这一切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反恐进程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回归老路，标本兼治也成了一句空话。
按笔者的观察，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力量格局下面，期待美国、以色列这样的西方强国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政策上做出大的改变，是不太现实的。冷战结束以来这些年西方列强对伊斯兰世界的打压，已造成积重难返的后果，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在内等各种大的问题，仍然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困扰国际社会，危害有关各方的安全与稳定。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