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吴大全在讲述自己是如何被刑讯逼供的。陈玥 摄
在浙江慈溪打工时被错误认定为一起命案策划者，以杀人罪被判死缓，狱中遇真凶沉冤得雪，被称“浙江赵作海”;他称警方涉嫌刑讯逼供将择日申诉
11月9日，浙江省高院发布消息，该院于今年3月纠正了一起“吴大全冤狱案”，并表示对吴大全定性错误，教训深刻，要从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进行认真剖析反思。吴大全被称为“浙江赵作海”。
2006年9月3日晚，慈溪市长河镇垫桥村发生命案，凶手为班春全(又名陈全)和史毕幺，案发后两人各自逃散。随后，警方在广州抓获了史毕幺和吴大全，吴则被警方认定为该案策划人，后以抢劫、杀人罪，被判死缓入狱。狱中，吴大全偶遇命案真凶班春全，沉冤得雪。
今年4月，浙江省高院撤销吴大全的原判。吴大全被改以窝藏罪，判刑四年零四个月。今年8月，吴大全被假释出狱。11月11日，吴大全亲属委托律师，要为吴大全申诉冤情。
本报记者对话吴大全，吴详细叙述了自己被冤屈的前后经过。
“以为没杀人，便抓不到我”
新京报：你知道赵作海吗?
吴大全：我不知道。
新京报：4年过去了，你还记得2006年9月3日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吗?
吴大全：我要慢慢想。这两天电话多，脑子乱得很。
那晚有10多个人在一起吃饭。那天下午，我到长河镇跟老乡喝酒，我跟朋友讲，第二天，我要和史毕幺去广东潮州打工。
新京报：你和案犯史毕幺是怎么认识的?
吴大全：我们是老乡，都是贵州惠水县的。我来浙江慈溪打工，通过老乡介绍认识的。他年纪小，我叫他“小鬼”。
新京报：你们认识多久?
吴大全：出事之前，我跟“小鬼”在出租房里住，有2个多月。那时我没工作，每天在家待着。“小鬼”在他叔叔的五金厂里做抛光。每月房租80元，房租“小鬼”出。
新京报：你们关系不错?
吴大全：没被抓前，关系当然好。他喜欢打篮球，但性格不好，爱打架。和他也算不上知心朋友，只是把他当小兄弟。谁知道后来一出事，为了自保，他把事情往我身上推。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知道史毕幺杀了人?
吴大全：9月3日中午，史毕幺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我则去一个老乡家吃饭，晚上回到家估计已过了12点。“小鬼”在屋里等我。他跟我说，杀了人。
新京报：你什么反应?
吴大全：我问他，“你杀了谁?”“小鬼”说，桥头小店老太婆。我问他，还有谁。他说，跟陈全(化名)一起。
新京报：你认识陈全?
吴大全：陈全也是贵州老乡，以前在老乡家认识的，瘦瘦矮矮的，跟他接触不多，总共见过两三次面。当时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叫班春全。
新京报：他们两人为什么要去抢劫杀人?
吴大全：具体我也不清楚。听史毕幺说，要去广州了，没有钱，就想去抢点钱。那晚，他喝酒喝多了。
新京报：你没劝“小鬼”投案?
吴大全：那天晚上，“小鬼”去找陈全商量怎么办。他们决定，天亮后两人各走各的。后来“小鬼”回来没敢进家门，让我把他的自行车拿出来。他到公园睡了一个晚上。
新京报：你们没有跟家人联系?
吴大全：天亮后，我去找“小鬼”的叔叔。那时被害人已被发现，公安来了。案发现场围了很多人。“小鬼”的叔叔知道后，给我们找来300元钱。我们拿着钱，乘早上9点的火车去了广州。
新京报：怎么会想去广州?
吴大全：“小鬼”很早就提出要去广州打工，说了好多次，我一直没同意。后来我没工作，就答应了。
新京报：当时没想过要去报警?
吴大全：说实话，在火车上，我想过报警。我在火车上问“小鬼”，要是被抓怎么办?小鬼说，如果被抓，你就讲是我跟陈全两个人做的，不关你的事。反正要抓也抓不到你。
我想想也是，就没报警。那时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新京报：不知道窝藏杀人凶手也犯法吗?
吴大全：不知道。我读书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贪玩，成绩不好，读不下去就出来了。那时候，我是个法盲，不懂那些东西。我只认为，事情不是我做的，抓不到我。谁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子。
“受不了那痛苦，就认了”
新京报：你们在广东的几天是怎么过的?
吴大全：下火车那个晚上，我们没钱了。在一个公园睡了两三个小时。天亮后，小鬼联系他堂叔。然后去潮州，在他堂叔厂里洗澡吃早餐。又在路边的岗亭睡了一个下午。
新京报：啥时候被抓的?
吴大全：9月4日离开慈溪，9月7日被抓。
新京报：还记得当时情景?
吴大全：那天晚上，“小鬼”堂叔带我们去他老乡租的房子睡觉。堂叔走了不到半个小时，我迷迷糊糊听见，门“嘭”的一声被撞开，睁开眼，警察的枪，已指在我头上。警察问，是不是史毕幺和吴大全，我说是。然后就被带到当地派出所，录口供。
新京报：你跟警察怎么说?
吴大全：那晚，我如实地讲了，但警察不信。我被打到地上，一颗门牙啃在地上，断了半截。前段时间，公司领导带我去把牙齿补上了。
新京报：然后呢?
吴大全：所有我讲的话，警察都不信。相信的话就不会这样了。
被抓后两三天，我被带回慈溪看守所。每次提审，我都讲，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怎么跟史毕幺走，怎么被抓到。刚开始还好一点。后来警察不信了，认为我在说谎。然后把我提出看守所，搞特审。
新京报：怎么审问你的?
吴大全：警察说，你既然没抢、没杀人、没有去过，那这个事情，你怎么会晓得那么清楚呢?我说都是史毕幺给我讲的。
新京报：你有没有提是陈全和史毕幺一起犯的案?
吴大全：我说了。警察不信。他们说，他们查过，没陈全这个人。警察说，陈全是我捏造出来的，说我在编故事。后来只要提到陈全这个名字，我就被打。提一次，打一次。
新京报：他们怎么打你?
吴大全：拳打脚踢、扇巴掌。有时候还拿烟头弹我，脸上、身上，胸口上都被弹过。
新京报：有伤痕吗?
吴大全：没有。
新京报：然后呢?
吴大全：后来他们说，史毕幺已经承认，说这个案子是我策划，是我指使他杀人。他们拿史毕幺的口供给我看，我还没看到，他们又拿走了。
新京报：然后你就认罪了?
吴大全：我不想受那种罪，就承认了。
其实打巴掌我还受得了。他们让我坐那种“老虎凳”的痛苦实在受不了。
新京报：前后多长时间?
吴大全：几分钟。那种痛法，不要说几分钟，就是一分钟，也受不了。
新京报：你是否想过，承认参与杀人就会被判死刑?
吴大全：我没承认杀人。口供上写的是，我指使史毕幺去杀人，没有说是我杀人。
我没办法，我讲的他们不信。而且那时候，被打怕了。
口供做好当晚，一个警察给我讲，吴大全，今晚的口供已经做好，我们明天下午还要过来，明天你讲的话跟口供不一样，还有你苦头吃的。
“一审死刑，我绝望了”
新京报：此前有媒体报道，案子到检察院时，你想过翻供，是这样吗?
吴大全：是的，但检察官说，如果你翻供，我们就把案子打回公安局。当时我担心，若打回公安局，又要受苦，所以就没翻供。
新京报：没想过跟家人联系?
吴大全：我跟检察官提过，帮我找家人和朋友，他们说联系了，但联系不上。
新京报：2007年2月27日，宁波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你还记得庭上的情景吗?
吴大全：开庭时，我已经绝望了。只有听天由命。
新京报：你没有律师?
吴大全：我应该有个指定的律师，但有什么用呢?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说你在法庭上大声喊冤?
吴大全：我不太记得了。但肯定没有大声地喊冤。
新京报：你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指使史毕幺杀人?
吴大全：我认为这个案子要翻过来是不可能了。我只有在法庭上跟法官讲，我从来没杀过人，希望法官能判轻一点。
说实话，我当时就念着一件事，别把案子打回公安局。
新京报：你在法庭上见到亲属吗?
吴大全：没，一个人都没见到。提起家人，我就懊恼。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判死刑?
吴大全：第一次开庭过了半个多月。下午开庭，宣判死刑。
新京报：当时什么反应?
吴大全：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还记得，我旁边站着两个法警，听到我要判死刑，马上从后面走过来，扶住我。我问他们，扶我干吗。他们说，担心你受不了打击。我说，不用扶不用扶，没事。
新京报：你不害怕?
吴大全：应该说是没反应过来。后来到看守所，才反应过来。我在看守所等自动上诉，前面两三个月我也不害怕，到第五个月，知道快裁定了，该知道是生是死了，就怕了。
新京报：你当时想什么?
吴大全：那段时间，经常做噩梦，晚上睡不着，担心第二天早上就被拉出去枪毙。我听到铁门一拉开，整个心就绷紧，担心是来找自己。怕得要死。后来，看守所的人来恭喜我，说死刑改死缓了。
“偶遇真凶，我命不该绝”
新京报：你在监狱每天做什么?
吴大全：做五金。一天工作七八个小时。除了干活，周一到周三，可以看书、打乒乓球、看电视。
新京报：没想过申冤?
吴大全：想过。在监狱里，申诉状我写过十来份，但全部撕了。
新京报：为什么?
吴大全：狱中每周五晚上有节政治课。我们队长会来讲课。其他同犯问队长，如果要申诉，成功把握有多大?队长说，万分之一。我想，几率那么小，又拿不出新的证据来，就没上诉。
新京报：关键是拿不出新的证据?
吴大全：对。
新京报：在监狱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吴大全：希望家里人来看一面。我给家里打电话，电话不通。写过几封信，也没人回。那时候，感觉自己被亲人抛弃了。
新京报：你母亲收到一审死刑判决，到处借钱，为你准备好棺材和寿衣，知道吗?
吴大全：不知道，出来后，听老乡讲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在狱中遇到陈全?
吴大全：入狱后的第二年。
新京报：如何撞见的?
吴大全：在狱中，有个老乡对陈全说，一大队也有一个惠水的，可以联系一下，老乡在一起好说说话。
有一天晚上，我在教室里读书，陈全在窗口外，喊我。我就觉得这人面熟，想半天才想起他是陈全。我拿起他的胸牌，看了才知道他真名叫班春全。难怪警察调查说没有陈全这个人。
新京报：他知道你为何入狱吗?
吴大全：他不知道，他还问我，怎么会来监狱的。
新京报：你说什么?
吴大全：我说，还不是因为你和小鬼，就把那事和他说。
新京报：他什么反应?
吴大全：他脸色煞白，看得出在发慌。他一直追问，我们有没有检举他。
新京报：当时你什么反应?
吴大全：我很高兴。当晚回到宿舍，就把判决书拿出来，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我给班春全讲，你去自首，给公安把事情讲清楚，还我一个清白。后来听说，班春全去自首了。
新京报：那晚有没有跟室友分享过这个喜讯?
吴大全：没跟任何人讲过。
新京报：为什么?
吴大全：在狱中我不喜欢跟人提案子。本来就是冤案，我心里够难受的，好不容易把这件事情稍微压下去，不想给自己找罪受。再说提也没用。
新京报：你是否想过，如果没遇到班春全，你可能大半辈子都要在监狱里度过?
吴大全：这说明，我命不该绝。
“改判窝藏罪，我不服”
新京报：班春全自首后，你的包袱卸下来了?
吴大全：2008年12月，那时很冷。慈溪市公安局那个抓我的民警，到监狱来提审我。办案民警问，吴大全你还认不认识我?我心想，化成灰我都认识。
新京报：那天做口供你是怎么说的?
吴大全：那天做的口供，和在广东潮州被抓那晚的口供一模一样。我对民警说，事情本来就这么简单，你们把事情搞复杂。我当时说的，你们不相信，现在真凶出来了，你们怎么说。
新京报：民警怎么说?
吴大全：他没讲话。
新京报：然后呢?
吴大全：过了两三个月，到了2009年3月23日，我被带回慈溪看守所，案子重审。
新京报：慈溪法院以窝藏罪判你四年四个月，你怎么想的?
吴大全：我不服，就上诉。
检察院有人来调查。他们说，我的案子惊动了浙江整个公检法，很多领导关注。他们还说，我这个窝藏罪，最重可以判10年的刑期。
新京报：当时你怎么说?
吴大全：我当时有些害怕，怕他们把我抓回去。我算了下，扣除我已服的刑期，还有8个多月就能出狱。我想等我出来后，再通过其他手段申诉，于是就撤诉了。
待刑期结束再申诉
新京报：今年8月被假释出狱后，觉得外面变化大吗?
吴大全：变化太大了。看守所出来那天，哪条路怎么走，都不知道了。
新京报：出狱后没想过回贵州老家?
吴大全：想过，但老家没固定住所，后来公安帮我安排了这份工作，等刑期满了再回家。还有2个月时间。
新京报：这几天许多人一直在联系你，你为什么不出来见面?
吴大全：我跟厂里讲过，但他们不让我到外面去。主任也是为我好，说外面人又多，怕我到外面(出事)。
新京报：想过之后怎么处理你的事情吗?
吴大全：宁波、慈溪检察院的都来找过我。他们也承认，判我死刑是冤枉的，是判错的，但他们讲，判错了已经纠正过来了。
新京报：你怎么说?
吴大全：我说，这不是两三年的事啊，如果当初我不遇见班春全，还不是一直被冤枉着。他们又说了些安慰的话，也没提赔偿什么的。
新京报：你大哥和律师签订了委托书，为你提供法律援助，你知道吗?
吴大全：他跟我说了。
新京报：那你同意律师给你维权吗?
吴大全：同意。今天(11月12日)上午，省里来了四五个人，可能是省纪委的。我把事情跟他们说了一遍。他们说会重新再去调查。
新京报：背负冤案那么多年，你恨吗?
吴大全：我恨那个警察。今天省里来人，我也这样讲。
新京报：那你希望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吴大全：我不希望把这件事情闹大，只希望能给我一个合理满意的答复。
新京报：刑期满后，你有什么打算?
吴大全：现在还在假释期。公司对我很好。我也不想给公司带来麻烦。等刑期满后，我会上诉。中国总有可以说理的地方。
吴大全 男，1982年9月2日生，贵州惠水县农民，小学未毕业。1999年，到浙江省慈溪市打工，2006年卷入命案，被冤入狱。
(本报记者 刘刚 浙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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