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讨论确定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还讨论了此后五年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诸如经济发展转型、收入分配不公、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公众和舆论对加快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可谓期望殷殷。
中国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近年来，劳动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上对党政机构和垄断企业的高收入非常不满，民众的“被剥夺感”强烈，危及社会稳定;同时，劳动者收入偏低，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也制约了经济转型。
目前，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改变多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行业、区域等收入悬殊问题，如何解决劳动报酬严重偏低，防止财富向权力部门和垄断部门集中，是对决策者的严峻挑战。
12月4日至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海口市举办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论坛上，来自国内外学术机构、政府部门、民间组织的专家学者和官员300余人，就中国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做了广泛而切实的讨论。
谨防“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正在向着现代国家迈进，2010年GDP总量已超越日本，稳居世界第二。如果没有意外，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会保持较高速度。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将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近年来，中国人每年创造30多万亿元的国民财富。这些财富，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合理分配，如何让劳动收入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匹配，同时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却是个制度选择问题，政府责任重大。
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财富的分配造成重大影响。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形势严峻，分配不公已成为主要矛盾。如不能根治，必将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分配不公、收入悬殊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近40年来，凡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有严重的分配不公。
最突出的是，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多年来，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缩小的迹象。而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估计，2008年，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
同时，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2001年该比例降至51.4%，2007年则只有39.74%。七年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
中国还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三年内增长了近1倍，远高于GDP增速。
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灰色收入”，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中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收入悬殊危及社会和谐，并非危言耸听。
根源在于改革滞后
对于当前的收入差距悬殊，学者们指出，尽管成因复杂，但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要素价格改革滞后、政府改革不到位是体制根源。
国资委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认为，收入差距悬殊，主要成因有三：第一类，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不同，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自然会有差距，这很正常;第二类，由于改革不彻底，“制度漏出效应”产生诸如“灰色收入”等;第三类，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改革不平衡所造成的差距。后两者都是不正常的。
宋晓梧指出，目前中国劳动报酬过低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劳动力市场运行不规范，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合理发挥作用的结果。对此，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必须有所作为。”
举例而言，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医疗保险改革滞后，党政机关公务员至今实行退休制度、公费医疗。加上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涨工资，与企业职工的实际工资差距越来越大。近20年就提出了，机关养老保险体制未能实质性改革。
同时，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诸如一些大型央企，把国家财富企业化，职工收入大幅增长，与其劳动贡献并不匹配。就行业而言，平均工资差距已从2倍左右扩大到6倍以上，但垄断行业改革不进反退。
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府收入比重过高，也是重要因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倪红日指出：“即使按最保守的口径，中国各种税收加上非税收入，各级政府拿走了GDP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比例也并不低。”
按倪红日的计算，如果把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全算在内，大概占中国当年GDP的33.36%。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08年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8.03%。如果加上土地出让金、各种收费等，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算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确实有市场的因素，但重要的是政府因素。政府改革滞后，行政成本过高，无论是对初次分配，还是对二次分配，都有消极影响。
一些学者指出，收入分配，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参与市场活动，与资本相结合，获得了很多不当利益。这是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制度根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近20年来，劳动者逐步被边缘化，同时国民财富加速向政府集中、向资本集中、向垄断行业集中。这正是政治博弈的结果。有数字显示，在垄断行业任职的人群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但是拿走了全国工资中的一半。
当前，决策者更多是把扩大消费和缓解政治压力当作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目标。但是，学者们指出，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不是“分配不均”，而是“分配不公”，也即“同工不同酬”、权力参与分配的问题。这是个当前政治结构的必然结果。
政府如何有所作为?
宋晓梧指出，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国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要提高劳动报酬，就必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上下功夫”，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加大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健全集体协商机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
有的学者提出，应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量化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宋晓梧则担心，在当前政治体制下，这很可能变成行政手段强行涨工资，层层下达指标，变成政府干预企业自主权的游戏。
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正模也指出，有人提出要依靠行政手段，每年按20%的增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此来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目标。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工资管制，是政府企业市场交易行为的干预。
熊志军指出：“解决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不能笼统地谈，只能靠加快市场趋向的改革。如果笼统地谈收入分配，有可能造成该管的没有管住，反而把我们应该建立的市场机制管得扭曲了。”
今后，重点是消除因“制度漏出效应”造成的收入差距。30多年来，中国作为转型经济大国，十几亿人创造的财富存量和增量相当大。在转轨过程中，由于制度、体制的不完善，巨大的财富就从制度缝隙里漏出，造成收入差距悬殊，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诸多学者指出，收入分配要公平，必须推进要素和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目前中国很多要素和资源诸如农村土地、信贷资金、水、电、气、煤等资源，至今都没有完全进入市场。抑制了农民等要素所有者获取财产性收入，也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
迟福林认为，“十二五”时期，必须把“民富优先”作为战略目标，应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制定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整体方案。同时，应把行政体制改革与国有资本配置改革联动，更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建议，未来应把“政府全口径收入不超过GDP的30%，党政公务开支不超过财政收入的15%”纳入《预算法》，作为“红线”控制住。只有控制住政府收入和支出，老百姓才能有更高的收入。
倪红日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并不低，“十二五”期间，不能再提高，应稳定税收占GDP的比重，稳定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同时，再调整财政收支的结构，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缩小收入差距。
有学者指出，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汪玉凯认为，当前，围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众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实际上存在严重冲突。为防止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改革政策的制定，必须加快行政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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