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元宵节结束，农民工迎来又一波返工潮。
记者在广东、重庆、江西等地采访了不少农民工，他们中有的刚出家门不久，有的仅有一两年外出打工经验;有的打工时间超过十年。他们目睹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全球博弈，也见证了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大规模转移带来的酸甜苦辣。他们的心路历程，既标记过去，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盼“工作稳定”
面对用工单位对劳动力资源的渴求，不少农民工表现得较为冷静和理性。
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丁庄村农民工张树超告诉记者，农民工不怕工资低、待遇差，怕的是工作不稳定，在各地到处流动。张树超2004年外出打工，7年时间里先后换过12个工作，大部分工作时间都不超过一年。“农民工本来工资就低、加上频繁找工作所需的时间和花费，耗费就更大。”张树超说。
重庆汇能劳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朴是永川区最大的劳务经纪人，平均每年经手劳务输出在1.2万人左右。唐朴说“今年各地都在争抢劳动力，农民工就业话语权增加，在同等薪资水平下，那些愿意为农民工提供3年以上稳定工作合同的企业更受农民工青睐。”
就业去向“随大流”
在重庆市永川区大安镇、铜梁县石鱼镇和开县汉丰街道等地，记者先后和20多名农民工进行座谈，发现他们之所以选择东部，原因大体可以归结为：第一，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就业机会还是太少，工资水平总体而言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中西部劳务市场仍不发达，就业信息不畅，即便有工作岗位，大家也没有渠道获知;第三，农民工打工主要还靠同乡、亲属关系网络，“惯性”使他们首选沿海。
在渝西地区，有“只要一个大包工头，就能带空半个村”的说法，说的便是农民工就业更依靠亲戚、朋友等传统关系网络，而非劳务市场或招聘会。
江津区慈云镇一水村是个劳务大村，全村3800多人，有近2000人在外务工。村民傅思翔2005年在浙江绍兴开设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其后5年多时间，先后招收270多名本村村民到绍兴打工。
从2007年开始，一水村2组村民刘士贵就在傅思翔公司当搬运工，每月工资有3000多元。他告诉记者，之所以愿意长期跟着傅思翔干，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是一个村出来的，大都知根知底，平时有事可以互相帮忙，春节也不怕老板拖欠工资。
老资格农民工不慌
曾几何时，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是内地多少农民的心愿。但僧多粥少，大家一开始都遭到了一些白眼。直到后来资本大潮席卷沿海，世界工厂对劳动力的无尽索求，农民工兄弟们终于翻了身。
记者20日在东莞长安镇智通人才市场见到谢军时，他正在认真研究墙上张贴的培训课程。26岁的他来自湖南邵阳，16岁时因为不愿继承家里的耕田，跑出来找工作。谢军还清晰记得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为了挤进惠州一家五金厂，他第一次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在惠州转悠游玩了一个月。第二次依靠姑姑的推荐，还偷偷塞给保安一包烟，才顺利进入工厂。
“现在要找就轻松很多了。简历投出去，回复率有50%-60%。很多时候，工厂还会打电话催你去面试。”转换过多份工作的谢军说。
从农民工找工难到工厂招工难，来自湖北恩施的李清平同样经历了这个历史性转折。今年32岁的他在12年前找第一份工时，还是靠老乡求情。去年，他辞职后重新找工作，简历投出后，居然收到了五六十份面试约请。今年春节，他在老家待了一个月才重新回来，对着各种招聘启事笑着评点。
来自河南的何芳今年四十岁了，在一群年轻求职者中颇显醒目。她不愿守着田地，到东莞打工已经有14年。“种田哪能赚到什么钱哦，也就是每年七八月收割后卖一两千元。打工起码每个月还能有工资赚。”何芳说。
但刚开始也不容易。不少工作限定只招男性，对女性则有不少限制。何芳辗转才找到虎门一份织布的工作。“但你看看现在。”何芳指着墙上的招聘启事，“除了保安，大部分工作都要女的。现在的女孩子可比我们那时候幸运多了。”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也反映在农民工们对工资的态度上。记者采访的这三名农民工，每人在这十多年间都换过至少五六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不过做了一个月，对待遇和环境的不满意是频繁换工的主要原因。与初入工厂时相比，农民工们希望能有更体现尊严的报酬。
李清平属于技工，每月能有3000元，但他一与其他工人比，心里有些不平衡。“听说虎门南坊工业区有个电子厂，普工都能做到4000元-5000元。”
类似李清平这样的老资格农民工，不再将劳动所得与做农活时相比，而是与其他产业工人相比，这对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无疑提出考验。
不甘再做低端劳动力
从本世纪初起，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呼唤未曾停止。是继续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徘徊，领取微薄的薪水，还是奋勇向上游?农民工群体在思索、犹豫。其中一部分通过培训、自学，重新规划职业道路。
谢军在辞去惠州五金厂的工作后，又辗转来到东莞一家首饰加工厂，随后又前往广西从事农田建设的管理。尽管工资从惠州时的每月400元上涨到1500元，但谢军已经本能感到危机，“这个时代，不提高就会被淘汰的。”在广西期间，他在工作之余进修机电维修，在一位老师傅指点下，从完全摸不着头脑到掌握窍门，只花了十天时间。后来谢军考取了电工资格证书。
为了提高电工技能，谢军在中山一间照明厂找到工作。“其实工资只有1200元，比在广西时候还低，但我把它当做一个实习的机会，因为我喜欢机电。”目前，谢军在东莞联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做电工，工资每月2000元。
在智通人才市场，谢军着重看的是编程控制器(PLC)工程师培训的项目，准备报一个初级班，从一名电工升级为货真价实的电气工程师。他告诉记者，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也是逛逛书店，给自己充电。
相对而言，李清平早早选好了方向。他从1999年开始在几家深圳的台资电子厂辗转，从作业员做到科长，工资也从最初的每月700元上涨到3000元。随着近几年深圳电子厂转移到惠州和东莞，他也随之到东莞找工“我在电子行业已经做了12年，市场上有我这样经验的工人不多。”言谈间，李清平颇显自信。
但以李清平这样熟练的技工，去年也已从组长升至科长，却辞去了科长一职，本次找工作，更直言只想做个“技术员”。为何?“做我们这一行，压力太大，有一位同事36岁，看起来却像60岁的老头，现在只想喘口气，找个轻松点的工作。”李清平说。
何芳则属于另一类农民工。谈及通过培训提高技术能力，她一脸难色：“就我们这一把年纪了，想学也学不来啊。”何芳在虎门已经换过几份织布工作，工资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间。
记者发现，十年之间，农民工这个群体对职业前景的规划已颇见分歧。他们在此方面的整体面貌，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
“都市生活繁华，但不属于自己”
江西是劳动力资源大省，富余劳动力多往省外转移，随着近年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回流的农民工明显增多。
记者日前在新余市的“春风行动”招聘现场遇到今年26岁的分宜县杨桥镇农民工邱香，6年前她就外出打工。“今年不准备外出了，总不能一辈子在外打工，现在该是生育小孩的时候了。”邱香说，现在家乡这边的就业机会在增多，虽然还比不上在外的收入，但自己能够接受。
许多农民工表示，自己初入社会时选择工作都会 毫不 犹豫 地离 开家 乡去 经济 发达 的沿 海地区，之所以这样是好奇大城市的生活，是希望开阔眼界，见见世面。然而经历过在外打工的生活之后，他们慢慢地都倾向于回到家乡。很多人表示，尽管外面的都市生活繁华，但根本不属于自己，房价那么贵，打工又很难稳定，更别说要融入城市。
高安市的农民工周琴说，这种心态在年轻的农民工身上具有普遍性，没出去过的都想出去看看，而在外面呆了几年的，只要家乡这边有还可以的工作，大都愿意回来。
记者在重庆采访的不少农民工，平均外出务工时间都在7年以上，他们普遍期待就是，能够改变以前“在经济上被接纳、在待遇上被排斥、在身份上被歧视”的尴尬状态，在不断提高收入水平的基础上，政府和用工企业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发展条件和与城里人一样的身份待遇。
各方评说“招工难”
记者采访中发现，农民工的种种心态反映在实际生活中，或多或少造成了目前企业用工荒的局面。工业园区缺工正在加剧，部分企业缺工固然与产业转移加快，求职者就业期望增高有关系，同时也是企业工资福利待遇偏低、市场供求结构失衡等因素的结果。
企业员工博弈内地用工紧张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省中小企业局年前联合调查发现，预计到今年底，全省94个工业园区投产企业将达到8500余家，有用工需求的企业5700余家，缺工约32万人。
沿海一些企业纷纷到江西招工更加剧省内用工紧张。记者了解到，一些江浙企业在江西的火车站、汽车站及开往外地的火车上向外出的务工人员散发招工简章。以往工作经验和专业往往成为求职者就业的绊脚石，今年为了招到工人，一些外地企业甚至不问求职者工作经验，直接称招工不限专业、不限经验。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省中小企业局预测，“十二五”期间，江西省工业园区企业总量将突破万户，用工净增75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5万人，实际需新招员工将达150万人左右(含企业补员)，年平均新招用员工30万人左右。“十二五”期间，在国家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影响下，企业和员工的博弈更加激烈。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为，企业季节性、结构性缺工的常态化，将加剧不同经济区域企业对技能人才的争夺，经济发达地区或条件相对较好的企业将利用其薪酬待遇、用工环境、生活条件、企业文化等比较优势，吸引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入，这种区域间、企业间争夺人力资源的竞争将会更加多元化。
用工环境差实际薪酬低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园区企业工资生活设施差，用工环境差，薪酬普遍不高，这些状况加剧了招工难。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年前调查发现，省内大多数园区企业距离城区较远，公共交通网络不便捷，生活设施不够配套，文化设施匮乏，企业职工工作生活不便，尤其对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吸引力。
同时，省内园区一些企业用工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下，一些纺织服装、电子、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工更是苛刻，只选择女性;还有一些企业延长劳动时间，休息日加班未按规定增加薪酬、调整工休，存在劳动环境差、强度大、劳动超时的现象，令求职者望而生畏。
今年南昌一家电子厂需招工5000人，企业开出的工资是1535元，每个工作日中餐补贴4元。“对求职者来说，这一工资水平根本没有吸引力。”南昌市人力资源中心主任祝振平说，我们深入调查发现，除去个人缴纳社保的费用、水电住宿费用和早晚两顿饭的花销，真真到员工手上的只有500元左右。
九江一家空调企业今年因订单增多企业急需招1200人，但是目前只招到400人，今年企业将保底工资从原来的600元提高到800元，算上加班工资，员工月综合工资为1800元-2200元。但记者翻阅招工简章可以发现，员工每月工作22天，每天工作8小时只能拿到800元的底薪，要多拿钱必须加班，每月25日才发放上月薪资;同时员工伙食标准每天需9.5元，公司每天只补助1.5元。
记者调查发现，在南昌、新余、九江的求职市场和工业园区，一些企业相继标示月综合工资1800元-2500元，有的甚至打出月工资3000元的标幅。祝振平说，综合工资是虚的，要拿到这么多钱，只有不停地加班、加班，招工难度自然增大。
不少专家分析认为，尽管农民工待遇在近些年普遍有所提升，但仍落后于经济发展步伐：他们得到的报酬仍不能公正地反映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属于“干得多挣得少”的一个群体。农民工身上“廉价劳动力”的标签仍未被撕掉。只有在经济发展、产业不断升级的同时，让农民工群体能真正享受更好薪资、社保、住房等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并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才能使农民工群体真正在“被争夺”中受益。
抓好市场对接强化企业责任
劳动保障部门人士认为，解决企业用工问题，既有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因素，也有相关企业和劳动者主观的因素，还有政府部门正确引导的因素，是一个系统工程和社会问题，需要统筹兼顾和综合治理。
每年春节过后，是城乡人员求职和企业用工的高峰期。今年为解决企业用工难题，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收集8935家企业用工信息67.5万个，目前87.6万人参加了招聘，25.6万人次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刘滇鸣说，解决用工难题，要通过各种途径全方位、立体化发布工业园区企业用工信息，开展好对接服务，积极引导求职者到省内园区企业就业。
一些企业负责人说，今后劳动保障部门应加快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平台建设，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用工机制，围绕园区产业及行业特点，及时掌握工业园区企业用工需求，及时发布企业用工信息，通过专场招聘、送岗下乡、劳务协作等多种方式，为劳动者求职就业和企业招聘用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常态化、精细化、专业化服务，提高对接成功率。
共青城欧唯诺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徐建福说，企业目前缺工150人左右，为解决用工短缺的问题，企业与附近的九江学院取得联系，引导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到企业见习，既解决了用工短缺的难题，又让学院学生掌握了一技之长。
一些企业负责人建议，劳动保障部门应积极引导园区企业与大专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根据园区企业和项目特点，结合院校专业和师资资源，强化对接服务，采取长训、短训、轮训等形式为园区企业培训合格的技术工人。
提高工资待遇、改善用工环境，用待遇和环境留住员工、吸引员工是企业无法回避的问题。江西省就业局局长王小平建议，地方政府应引导企业积极探索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坚持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根据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和自身经营状况，合理确定薪酬待遇，帮助企业合理制订全年用工计划，避免发生生产淡 季大 量裁员、生产旺季又招不到工的现象。
记者付航李松张桂林刘菁李兴文涂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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