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王丽娜)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鲍绍坤日前在福建代表团驻地称，《看守所条例》的修订草案，已由公安部起草并呈送国务院法制办。沿用21年的《看守所条例》即将修订，在押人员由此有望在判决前即可会见家属。
现行的《看守所条例》，1990年3月，由国务院发布实施，至今已运行近21年。一共有11章，52个条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称，《看守所条例》已经滞后，不能适应看守所实际工作的需求。比如，现行《看守所条例》共52个条文，“人犯”一词使用了71次;与其配套的“实施办法”仅63个条文，“人犯”一词共使用了150次。另外，看守所的职能也需要进一步明确。陈卫东认为，在长时间的实践中,看守所在监看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接近公安部的学者透露，公安部已完成对《看守所条例》修订的起草工作。在修订草案中，条款数额大约增加了一倍。
该学者透露，修订草案增加了保障人权的原则，将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合法权益，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行使合法权利提供便利。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公安部将予以遏制和根除。
记者了解到，为纠正超期羁押，修订草案增加了新举措，看守所对于超期羁押的在押人员应当拒绝办案机关的提讯与提解。提外审也将更加规范。据悉，因侦查、起诉、审判工作需要，提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出所辨认、指认及进行其他取证活动，或法院开庭或宣判等，须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法院批准。提在押人员出所的，在出所、回所时，看守所应当对其进行人身检查，发现身体有伤的，侦查机关应当出具伤情证明，伤情严重的，不予收押。
在押人员与家属会见，将有新规。据了解，修订草案显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与近亲属会见、通信的，应当经案件主管机关批准，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与近亲属会见、通信。一改以往判决之后才能会见家属的模式。对于律师会见权的保障，进展不大。
“躲猫猫”事件发生后，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赵春光曾对媒体表示，看守所警力配置不足，警察与被监管人员的比例大大低于监狱中警察与被监管人员的比例。修订草案中，看守所警力配备的标准有所提高，将杜绝使用在押人员管理在押人员的做法，预防牢头狱霸。
该学者透露，学界力挺的“侦羁分离”，将看守所划归司法部管理的改革最终流产，修订后的《看守所条例》并没有涉及。
现状
封闭的看守所是死角
“透明性差，即便是学者也很难管窥看守所，这是个冷角、死角”。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
中国政法大学的樊崇义教授，长期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的科研工作。5年之前，他想进入看守所参观还很难，“除非有项目，开介绍信才能进所”。那时候，看守所在他看来是披着神秘面纱的地方。
“透明性差，即便是学者也很难管窥看守所，这是个冷角、死角”，樊崇义说。
看守所秘密管理的另一面，是对在押人员的控制型看管。有学者说，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的看管，可用9个字概括——“关得住，逃不了，不死人”。
而看守所看管的对象大部分是未决犯(未经法院判决定罪)，他们情绪不稳定，心理波动较大。樊崇义说，这种情况下，易出现逃跑、自杀、非正常死亡。
“躲猫猫”事件出现，公众首次将视线集中投向看守所。2009年2月13日，云南省24岁青年李荞明在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死亡。警方称，他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意外死亡。消息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
在社会舆论的追问下，云南有关方面进行调查，结论是李荞明是被看守所的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看守所内的牢头狱霸、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弊端,成为热议话题，并被诟病。还有更多诸如冲凉死、喝水死、睡梦死等奇奇怪怪的看守所事件，看守所一次次陷入“尴尬”。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综观看守所的历史发展过程后，将看守所的管理总结为“单向度的”。过多地强调对在押人员的看管、改造,甚至是深挖犯罪，而人权保障的功能并未得到多少彰显，这与我国的法制化进程是不相适宜的。看守所亟待改革的时代到来。
改革
“躲猫猫”事件是契机
完善监管立法，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与人道待遇。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
上层的重视，体现在“躲猫猫”事件两个月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承诺完善监管立法，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与人道待遇。
公安机关也相应展现出较快的改革姿态。为促进看守所严格执法、文明管理，公安部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自2009年4月起对全国看守所开展为期5个月的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看守所存在的牢头狱霸、违规组织生产劳动、高价销售日用品等突出问题是检查的重点。
公安部在提供给记者的材料中，展示了这一检查“成果”。清理出有牢头狱霸行为的在押人员2207人，其中有1917人被看守所严管，有3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责任人员在联合检查中也相继被追责。经过对近两年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事件进行倒查，166名民警因失职、渎职受到党政纪处分，85名民警被立案侦查，7名检察人员因监督不力受到党政纪处分。
检察院负有监督职责。但现实中，这一监督机制尚不完善。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程雷说，和看守所警察同吃同住的驻所检察官显然不具备独立性。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周欣，曾对驻所检察官进行过调查，“他们说在看守所的存在几乎就是一个形式罢了，只要不当着我的面即在我眼前打人就好”。
为了避免驻所检察官的尴尬和事后监督的被动局面，公安部和最高检发文，要求看守所主要执法信息和监控录像与驻所检察室联网，规范检察院监督的方式、程序和责任。
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生命权、健康权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益。在押人员的死亡是个忌讳话题。公安部称，公安机关对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问题十分重视，尽最大努力减少在押人员死亡事件的发生。目前，公安机关上上下下都在开展防事故、防非正常死亡的工作。
改变
把犯人当人来尊重
给在押人员做生日面加2个鸡蛋、病号饭、看管民警穿鞋套上铺检查……这些小细节，让我“很激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
看守所急欲改变形象，向社会公开成为趋势，也是一种外来的监督机制。
之前，“想去看守所看看也去不了”的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在去年11月，有了走进看守所的机会，“现在人家主动邀请，还让提意见和建议”。
来自上层的重视和多种举措，使得看守所里悄然发生着变化。樊崇义和数名法学专家走进北京的看守所，观察和审视。
给在押人员做生日面加2个鸡蛋、病号饭、看管民警穿鞋套上铺检查……这些小细节，让樊崇义“很激动”，“把他们当成一个人来尊重，这是理念上的转变”。
北京市第二看守所，专门收治全市看守所内患病需住院的在押人员。樊崇义教授在里面上上下下走了一遍，有挂号处、门诊处、“B超”拍“CT”检查、手术室，各个科室齐全。
除了法学家樊崇义等人外，更多的人有机会走进看守所。
2009年以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看守所对社会开放，通过在押人员座谈、律师座谈、媒体采访等方式，接待社会各界人士参观。有1500余个看守所对社会开放。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还提出，监管场所要形成开放常态化，扩大开放对象范围，简化申请手续，方便各界人士入所参观。
曙光
条例修订有了明确方向
从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看守所法律地位和羁押问题;修改《看守所条例》，完善看守所管理制度。——公安部
看守所在实践层面的改进，必将推动相对滞后的《看守所条例》修订。这一1990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运行至今还是一副“老面孔”。其间，《宪法》和《刑法》修订、《刑事诉讼法》修正，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受访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均有看守所干警提出，《看守所条例》一些规定“不适应现在的社会”，或者过于“陈旧粗糙”。
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律师协会，相继召开《现行〈看守所条例〉》的弊端及修改、《看守所规范与看守所立法》的研讨会，呼吁修改或者立法。官方人士、公安机关监管系统、学者、律师等参与建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研究员刘白驹，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直指看守所条例过时，建议立法。
公安部表示，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步，《看守所条例》与形势、任务的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日渐突出，在《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缺位下，制定《看守所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公安部考虑从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看守所法律地位和羁押问题;修改《看守所条例》，完善看守所管理制度。
这为《看守所条例》的修订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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