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在单位后门遇刺事件得到证实，洛阳警方称，该案初步判定为抢劫杀人，但警方不排除行凶者有其他作案动机。 生命是永远不可复制的高贵存在，任何生命的逝去，都值得我们为之默伤，李翔之死也不例外。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凿证据认定李翔之死与记者的身份有关，不过当记者、身中多刀、“十一”准备结婚这样几个关键词联系到一起，在网上还是引发了关于记者安全保障的众口汹汹。记者行业的风险性和自身安全的保障问题，这些年一直为公众所关注，当进京抓记者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出现公众对李翔之死的沸腾议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对李翔被刺杀案件从快进行侦破，这既是回复舆论诉求的需要，更体现着公权对“社会守望者”的呵护。类似的观点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在笔者看来，李翔之死首先并不是一个记者之死，不妨进行反问：倘若李翔不是记者，他就应该被行凶者残忍地用10余刀捅死？在这里，记者的身份标签其实只是更悲情的点缀。所以，我更愿意将李翔之死，定位为一个公民之死——即一个公民，为不安全的公共秩序而死。
李翔之死，本质上而言，是折射了当地治安管理与公共管理上的漏洞。就在晚上，就在并不偏僻的电视台家属院大门口，一个年轻人就被别人残忍地刺死。凶手为何胆大妄为，是不是那个路段的治安状况本身就很糟糕？
在难以免于恐惧的公共环境里，李翔首先是一个“公民”，其次他才是“电视台记者”。李翔的死亡，不仅看不出丝毫“记者”的身份信息，甚至连一个普通公民——能够自由、安全行走在自己的城市——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但我们过度聚焦于“记者遇刺”，却对普通公民的意外死亡置若罔闻，这也未免是个遗憾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