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4月5日文章】题：走出休眠，澳大利亚回归亚洲世纪的情景似曾相识
原文提要：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澳大利亚与其贸易集团的关系仍然流于形式，经过二十多年的“讨论”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吉拉德政府委托国库部前秘书长肯·亨利就澳大利亚和亚洲世纪撰写评估报告。我们与中国、日本、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正在繁荣发展。但是我们的一些关键领域——商业、教育和媒体——与20年前相比依然没有准备好融入亚洲。
亨利报告似曾相识
这种说法可能与我们的直观感觉相反，因为表面迹象显示的是另外一番景象--街道上的亚洲面孔、医院里面的亚洲工作人员和学校里的外国学生都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与亚洲的关系的质量和深度都还只停留在表面。
读亨利提交的报告，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虽然日期和数据不同，但里面提出的担忧基本上和上世纪80年代我们“辩论”的内容一样。
这一辩论在1989年的《加诺特报告》中达到了高潮。罗斯·加诺特认为，我们需要减少贸易壁垒，并在教育、语言和研究领域作出更大的开放努力。我们的移民政策对亚洲地区也应该更加照顾。
霍克-基廷政府开始开放澳大利亚经济。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对日本和韩国的矿物出口迅速增加。政府和企业界派出更有经验的人到亚洲地区工作。媒体也对亚洲变得更加感兴趣。我们还建立了与该地区的交换项目。亚洲学生涌入我们的大学。保护主义被削弱。生产率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提高到了每年2.1%。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对亚洲的开放又开始进入休眠期，尽管我们继续挖出更多的铁矿石和煤炭用于出口。今天，我们48%的出口商品是燃料和矿产品，远远超过大多数同类国家。我们依赖的还是少数几个市场和出口商品。
亚洲未成合作伙伴
在企业界，澳大利亚150家最大的公司中只有4家不怕费事向亨利的评估报告提交材料。有太多公司只把亚洲当作客户而不是合作伙伴，但贸易和投资更多的是一种信任和理解关系。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主管可以流利地说一种主要的亚洲语言。一个代表40万家澳大利亚企业的商业联盟进行了一项对亚洲文化了解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在亚洲经营的一半以上的澳大利亚企业没有亚洲的高层管理经验，而且也不会亚洲的语言”。
在教育领域，尽管付出了30年的努力，但澳大利亚的亚洲语言学习如今又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再度陷入了危机。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形势更加糟糕了。调查还发现，“50%的学校教授的有关亚洲的知识很少，只有6%的12年级学生学习一种亚洲语言，而在大学里只有3%的学生进行这种学习，只有2.5%的12年级学生学习中文。”
正如伊恩·麦考利指出的那样，1995-2000年，我们在高等教育上的公共投入大幅降低，而且自此以后就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这个缺口被来自外国学生的收入所填补。教学和研究也受到了影响。我们没有从预算中拿出足够的资金资助教育，而是把这些公共资金用到了中产阶级的福利上，例如退休金和私人健康保险补贴。
澳需要进一步开放
我们的媒体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也沉迷在我们与英国、欧洲以及美国的历史关系上。我们的电视新闻、评论和娱乐节目严重 依赖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等。在澳大利亚播出的有关亚洲的媒体节日经常都是重复利用的英美的材 料。
澳大利亚与亚洲的首个打工度假协议是1980年与日本签定的。过去十年中又与亚洲国家签署了6个打工度假协议，但大多数协议都规定了每年100人的上限。我们与中国、印度和越南迄今还没有签署任何类似协议。
为了利用亚洲地区并让我们自己融入这个地区，我们需要在贸易、投资、思想和人员上继续进一步开放。
这需要在培养适合亚洲的技能上进行大量投资，并培养新一代商界领袖。他们认识到亚洲的无限机会，而且不仅仅把亚洲看作是一个飞往欧洲途中的落脚点。
不幸的是，我们的英国文化背景既让我们受惠颇多，也让我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作者澳大利亚驻日本使馆前大使约翰·梅纳杜 澳大利亚日本基金会前会长格雷格·多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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