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哈瓦那街头一面画有国旗的墙体旁，两名儿童正在嬉戏。在古巴的许多街头，常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墙画，内容多为国旗、革命主要领导人形象等。
菲德尔·卡斯特罗(左)与劳尔·卡斯特罗(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原题：多面古巴
7月4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作为古巴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中国。这位堪称当今世界年纪最长的国家领袖领导的却是一个走向新生的国家。
古巴“社会主义更新”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当世人认定劳尔·卡斯特罗只是一个温和而有节制的改革者古巴将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渐进式改革的时候，劳尔的改革动作却迅猛地降临了。他把矛头直指占全国经济95%的国营部门，几乎涉及所有行业，采用的是激进的裁员方式。政府要迫使吃惯大锅饭的古巴人自食其力。
这一切都起步于更早时间发生的一场平和的政权交接。2006年，担任国家元首近半个世纪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接受手术，他把权力移交给众望所归的弟弟，决定“暂时放弃纯粹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
窗户敞开了。年轻人已经感受到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魅力，严格的政治无力阻挡浪漫的愿望。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一样，古巴年轻一代进取，热情，也有很多迷惘。
1992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告诉一位乌干达记者：“在我之后，古巴的历史仍会继续。我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声叹息罢了。”
古巴的新生意人
在用词上，古巴尽量避免使用中国使用的“改革开放”和越南使用的“革新开放”，而提出了“更新”经济模式，领导人的意图是古巴不会抄袭任何其他国家的模式，古巴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具有古巴特色”“土生土长的”
古巴首都哈瓦那，5月的阳光焦灼而刺眼。老城里，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留下的高大建筑被炙烤得发烫，投下的阴影中，老爷车川流不息，古巴人为生计忙活着。坐落在老城中心的雪茄博物馆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开足了的冷气并没有消减拉丁音乐的热情，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茶几和沙发周围，是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曼德拉、丘吉尔、海明威、马拉多纳的老照片和海报，他们神情各异，而手里或嘴里都毫无例外夹着或叼着一只雪茄。
棕色皮肤的当地女孩子穿着白色短裙在客人中间穿梭，提供服务。
“抽雪茄可以讲究仪式感，但也可以像我这样，窝在沙发里，喝着朗姆酒，最好身边能有一个姑娘。”法国人罗什说。他五年前来到哈瓦那，就再也不愿离开。罗什缓缓地吐出烟雾，屋子中充满芳香的味道。
拨开缭绕的烟雾，古巴的面貌在世人面前日益清晰起来。如今，它重新开启曾无疾而终的经济改革已经整整一年。
若有外国媒体到哈瓦那，古巴国际新闻中心都会先纠正一下政治语汇，“对于我们来说，改革已经完成50多年了，古巴现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不需要改革，但要更新。”
古巴国际新闻中心是典型的苏联建筑，两层楼，呈长方形。一楼大厅常年陈列各种漫画、宣传画，主题尽是反对美国干涉、捍卫古巴社会主义制度。国际新闻中心隶属外交部，专门负责安排外国记者采访。
哈瓦那购物广场里的一家商店。在哈瓦那购物广场，市民能以可兑换比索购买到进口商品。古巴的可兑换比索与美元绑定，两者的官方兑换率接近1比1。
农业合作社社长拉培在自家的农庄里。摄影/陈君拉培的农庄
年过六十的米盖尔·奥古拉·撒恩西斯·拉培是古巴国际新闻中心强力推荐的采访对象，因为他1995年就舍弃了农业部公务员的身份，在哈瓦那城郊阿拉玛社区承包了土地。他的存在是古巴一直在“更新”的明证。
“我们赚的钱要继续投资，我还是个共产党员，要起带头作用。”撒恩西斯·拉培现在已经是哈瓦那最赚钱的农村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因为常在户外工作，他的浅色皮肤晒得很红。这个1米85的大个子，走路飞快，声音很亮。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古巴的农业就是蔗糖产业。蔗糖业的确曾是古巴国民经济的基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蔗糖，就出自这片素有“世界糖罐”之称的岛屿。
上世纪60年代，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以糖为纲”，以大跃进方式集中力量发展糖业。之后20年，古巴依靠出口蔗糖给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换来石油、粮食等物资，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19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古巴糖的出口遭受重创，加之国际糖价一路走低，古巴的国民经济基础直接被撼动，政府不得不寻找改变经济结构的出路。
古巴有农业部，也有糖业部。尽管两者关系密切，但却是两个独立的部门。“农业部长莫拉莱斯当时对我们说，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自己去创业，去承包土地，生产农产品。我就辞官了。没等着政府裁撤冗员。” 撒恩西斯·拉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古巴全国人口1123.6万，其中劳动人口680万，510万人在国有部门就职。
先行一步的撒恩西斯·拉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投资。“我既种粮食、甘蔗，也种蘑菇、薄荷、卷心菜，反正社区居民需要什么就种什么，慢慢发展起来。”
如今，农庄已有土地10.14公顷，固定员工130多人，跟德国、加拿大、瑞士还有中国公司，都有合作项目，生态农业也开始起步了。
农庄90%的产品是在当地销售，10%的产品供给哈瓦那各大酒店。“有名的国家饭店、小佛罗里达餐厅，还有海明威常常光顾的那家半分钱酒吧，都从我们这里买薄荷叶，做古巴特有的朗姆酒"莫希托"。” 撒恩西斯·拉培说，政府现在不干涉农庄的定价了，完全根据市场机制来决定。
卖薄荷叶给当地人一般每磅8至10土比，“卖给酒店的部分，我们收红比。原来国家定价是每磅1红比，我们觉得合理，就沿用下来。”
古巴现行两套货币体系。一种是古巴比索，中国人俗称土比，这是普通古巴人领取工资、生活消费使用的主要货币。大部分古巴人的月收入在400至500土比。另一种是可兑换比索，也就是外汇券，俗称红比，这是外国人在古巴消费的主要货币。
按照现行汇率，1红比大概等于24土比，可兑换1美元或者6至7元人民币。
双币制令几乎每个初到古巴的外国人头疼，不知该如何花钱。劳尔·卡斯特罗执政以后，放开本国人用红比消费的限制。古巴人购买基本生活品之外的消费，比如买进口电器、服装、在高档餐厅吃饭等，也要用红比。
“双币制阻碍了古巴经济的发展，肯定要取消。这已经被写进《纲要》中。”古巴政府智囊、古巴经济学家与会计师协会的主席普里多·喀塔苏斯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2011年的4月，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经济社会政策方针》，正式拉开了古巴经济“更新”的序幕。有313项条款的《经济社会政策方针》被古巴人习惯地称为《纲要》，包括进一步放宽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限制等内容，引起世界对古巴之变的关注。
撒恩西斯·拉培刚申请开办合作社的时候，全国70%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只有30%的土地以农业合作社的形式运行，现在情况完全颠倒过来。
据官方统计，到2011年年底，原闲置农地的80%已承包给17万户农民和合作社，但仍有约200万公顷的土地闲置，无人耕种。政府也取消了国家对农产品收购后销售的垄断，允许农民直接将农产品销售给饭店或公司。
撒恩西斯·拉培农庄的官方名称叫“合作生产基层组织”，“土地是国家免费给我们使用的，不收税，但我们不拥有，国家要修路或是建公共工程时就必须要让出来。”另外两种传统的合作社分别是“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生产工具集中使用，共同生产)和“信贷服务合作社”(负责租用农机，获取贷款，购买肥料种子)。
这三种形式的合作社在古巴已有5800多个，“46%是我们这样的。” 撒恩西斯·拉培说。
尽管合作社原来就有一定自主权，但总难摆脱官僚体系的拖累。去年撒恩西斯·拉培买农机时，就得给政府的中介机构打报告，申请代买。现在他们可以直接买。他们要投资新的农业品种，以前必须给上级机构打报告，现在也不用了。
撒恩西斯·拉培原来在农业部月工资大概有350土比，现在每月收入可达1500土比，几乎翻了5倍，“在合作社工作得越久，分红就会越多，工资也越高。”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更多年轻人，特别是农业、生态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到庄园来。“在很多古巴人的心目中，农业生产就是种甘蔗、砍甘蔗，甚至还会联想到奴隶制，这太可笑了。我们这里属于保留地，有很多加勒比海特有的动植物。海明威钓鱼的地方、他的庄园，英国人当年登陆的地方，都离这里不远。等机会成熟了，我还想扩大经营范围，发展生态旅游农业。”
正当身高体健的撒恩西斯·拉培在描绘美好蓝图，工人们在细菌培养田、蘑菇试验田里辛勤劳作的时候，距此不远的一处制糖厂早已关停，一派萧条。去年政府还撤销了从开国之初即设立的糖业部，以“制糖企业集团”取而代之。
哈瓦那一家卷烟厂里抽大型雪茄的老妇人。抽雪茄是古巴人最热衷的爱好之一。
黄牌照的“福特”“宝马”或“大众”
从撒恩西斯·拉培的合作社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哈瓦那市中心。出租车司机弗斯塔经常跑这条线路。他在哈瓦那历史最悠久的五星级酒店国家饭店门口等活，常有外国人要去“海明威垂钓处”游览。
和中国20多年前一样，司机行业在哈瓦那很吃香。工作有空调，待遇也高。
弗斯塔是国营出租车司机。他以前做面包师，一个月收入大概500土比，现在是30红比，相当于700多土比。“干出租的确比做面包挣钱。”穿白色衬衣、打领带，说着简单的英语，招揽西方游客包车，弗斯塔很有一手。打开冷气后，这辆老款本田有些动力不足，但弗斯塔高超的驾驶技术多少能做些弥补。
他曾在汽车修理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学习机械知识，也学会开车，考了驾照，如愿成为出租车司机。司机一旦和国营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以后，就很少出现被解聘的情况，“前6个月是实习期，实习期过后只签一次合同，几乎就是终身合同。”
古巴的出租车在路上很规矩，古巴国际新闻中心的官员把这解释为古巴良好教育的结果，而弗斯塔说，“这是因为我们都很珍惜自己的工作。”
弗斯塔是一个“红二代”。他舅舅跟随卡斯特罗干过革命，退役时是中尉。后来，创办了古巴的牙科医学，出版数本专著，到现在还在工作。“我不依靠他们，老一代人也不想我依靠，所以只能自己奋斗。”弗斯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车是他的本钱。根据新政策，国营司机每天要交40多土比的税。“我们肯定没有私人出租车挣得多，但平时也可以做私活。”他笑着透露行业的潜规则，“根据规定，公司一辆车，可以两个人开，每天必须运营满12小时。当我打表已经收入了15到20红比的时候，我就把计程器关了，再跑5个、10个红比的活，就算自己的了。其实，公司也知道我们这样做，但大家心照不宣，毕竟和私人出租比起来，30红比的工资太低了。”
相对国营出租车的蓝色牌照，私人出租的牌照都是黄色的。在哈瓦那大街小巷，或破败不堪，或改装一新的老爷车很多都是私人出租。
多年来，享受国家补贴的公共汽车是哈瓦那人的主要出行工具，收费极低、24小时运营。尽管特有的“骆驼公交车”车头是苏联或东欧的，车身是古巴人自己动手焊接的巨大铁皮车厢，行动缓慢多年前就从哈瓦那等大城市退役，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进口的宇通客车等，但用作公交的客车几乎都没有空调设备，而随着大城市人口膨胀，车厢不堪拥挤。
为缓解公共交通压力，古巴曾出台政策，规定政府车辆，凡遇到路人招手拦车，必须停下来免费搭载，各级领导专车也不例外。
老爷车起初只是私家用车，十多年前古巴经济困难时期，有人将老爷车座位进行改装，沿路搭客收取少量费用，既解决出行问题，又可补贴家用，政府默许这种行为，“黑车”从此合法化。古共六大放宽对个体经济的限制，私营出租车牌照数量猛增。
黄牌照成了越来越多哈瓦那人出行的选择，市区内车费一般5到10个土比；而改装一新的敞篷老爷车则能从外国游客手中挣到更多的红比。
艾柯亚托的老爷车是1955年出产的。他把车身涂成红色，尾翼蓝白相间，车头标志是“福特”，方向盘是“宝马”，“我刚刚更换了整个动力系统，是大众的，超级棒。”除司机外，车前排可以坐两个人，后排能坐4个人。
艾柯亚托曾出国打工，买这辆车花费了他积攒的5000多美元。几次改装、大修，只是购买配件花钱，因为古巴司机几乎都是娴熟的汽车维修工。
“我开了快5年了，现在都赚回来了。”艾柯亚托把音响开得很大，“拉外国人逛哈瓦那，最赚钱了。”
没有空调，甚至线路外露，艾柯亚托开着他的“福特”“宝马”或“大众”，从老城一端乐颠颠地跑到另一端，他收本地人5个土比，但对外国游客直接就要5个红比。
在古巴人月收入只有20多个红比的情况下，出租司机却有三四百红比，“私人出租”还要更多些，所以，“有些大学教授都去做这种黑车司机。”哈瓦那大学一名学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原来古巴人买车需要特批，比如功勋科学家、优秀运动、劳模等，就能得到一个新车购买配额的奖励。而一般人只能买卖1959年革命胜利前生产的、留在古巴的车辆。古共六大打破这一限令。劳尔·卡斯特罗签署法令，宣布自2011年10月起，古巴自然人或长期居留古巴的外国人，可以自由进行机动车赠与和转让，将不再需要任何政府部门的事先许可。
但政策允许和买得起车完全是两回事。在“哈瓦那自由”酒店(革命前是美国的希尔顿饭店)门前，一辆奥迪A8引起不少艳羡，车头崭新的黄色牌照显示，这是购买限令解除后一辆合法的私家车。
在哈瓦那老城，随处可见破败的建筑和老爷车。
居者有其屋
有传闻称，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签署古巴贸易限制令前，先把秘书叫进办公室，“我需要很多雪茄，大约1000支。打电话给你的朋友们，尽量多搞一些。”等到这1000支雪茄到手，总统才拿稳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有时候，出租车司机和总统的品位是一样的。艾柯亚托从车载储物箱中拿出来一支雪茄，“这可是真正的古巴雪茄，很香的。送你了，朋友。”
艾柯亚托的妻子在哈瓦那雪茄烟厂工作。这支没有标签的雪茄正是厂里的福利。作为卷制雪茄的女工，艾柯亚托的妻子每月工资大概三四百土比。如果工厂生产计划按时按量完成，工人还将获得20至40红比不等的奖金。另外，每月厂里还会给完成工作定额的工人大约每人5支雪茄。
“无论在黑市还是正规商店里，都会卖到比较高的价格。”艾柯亚托凑齐20或25支后，就以每支5土比的价格卖给当地人，“我知道，很多人在黑市上，高价出售给外国人。”
和格瓦拉的标志性头像一样，雪茄也代表着古巴。古巴人一般是从街边小店零购“土比雪茄”，一支大约1土比，25支一包；酒店和专卖店里包装精美的品牌雪茄，消费者大都是外国人。近年来，针对雪茄生产和销售，古巴政府不断出台规定，严格管理。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