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在日本市场的突出变化，形成了日本舆论主导的“中国经济衰退论”，并演变为“战略机遇期”终结论。显然这种判断忽略了中美经济联系的基本关系。
现在还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太乐观的现象，即几乎全球都在要求中国扩大内需，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经济增长结构。那么中国应该向什么方向转，怎么转？为此有必要研究一下1980年代日本面临的同样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美日发生两大逆转时，美国对日本同样提出了扩大内需，开放市场，转变生产方式，转变增长结构，甚至要求日本进行颠覆“日本模式”型的体制改革。日本当年发表的“前川报告”，可谓对美国要求的“积极回应”。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将“财政扩张”当成了“扩大内需”的手段，尤其在90年代泡沫崩溃后日本连续实施的“紧急经济对策”、“综合经济对策”，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扩张的力度，而改革迟迟难以推进，经济难以根本转型，最终演变为“日本的累积债务”，发展至今天，演变为困扰日本经济的病根。这是中国应该引以为戒的。
促“中国因素”提升的三大变化倾向
当前，美国市场中出现的三大变化倾向，或将是“中国因素”提升的条件。
一是美国页岩气(页岩油)引起的能源革命，不仅将引起世界油气供给结构的变化，也必将对世界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构成改变。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资源消费方。中美能源关系无疑将成为决定世界能源价格机制的最主要力量。
二是能源革命引发化工基础原料价格下降，带动美国制造业回归，必将打破日本在化工原料上的垄断局面，迫使日本加速产业战略调整重组，为中国基础化工原料产业，如乙烯产业的振兴带来机遇。中国的庞大需求和低于日美的社会成本，有条件参与全球性的基础化工原料、传统制造业和装备产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的结构重组。中美产业结构的协调或将迎来新的时代。
三是基于上述条件的“美元强势回潮”。美国能源的自主化，将大幅削减石油进口量，而美国对中东和中南美石油进口依存度的下降，也必将带来海外安全成本和军事投放的削减。如此，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局面将得以缓解和改善。事实上，当前美国经常账赤字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贸易赤字，一是“政府转移支付”(主要表现为对外军事投放和援助)，其规模与美国海外投资收益和服务贸易顺差相当。海外军事投放减少，关乎经常账赤字的填平，由此支撑美元币值回升。鉴于美元强势回潮，是基于经常账赤字减少，即美元国际流动性供给减少，如此，这种美元升值不仅有利于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值，也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提供了战略空间。
美重返亚太战略的更大目标
从全球战略角度看，当前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更大目标，其实是印度洋及其北部纵深的印巴、中亚以及西部沿岸的非洲边缘。
美国的此番回归路径是从北向南到南太平洋，然后横向西折，经过印太两洋要塞的东盟，眺望印度洋，印太两洋战略跃然纸上。重要的是，在两洋的西北部边缘，便是亚欧大陆的边缘。这个边缘和两洋构成了美国亚太回归战略的重点关注范围。如果说美国战略的重点在东盟，那么大陆边缘的纵深便是印巴、阿富汗及中亚。而德黑兰地处里海沿岸，里海、黑海、地中海横贯俄罗斯主导的通往欧洲的油气管道。其辐射区域便是中东、北非。印度洋的西海岸是蕴含丰富石油天然气的非洲东岸。
近年来，正当世界将关注点集中于亚太的时候，印度开始主导构建印度洋版的“APEC”；欧洲则加紧了对非洲传统势力范围的战略影响。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心似乎开始“向西回摆”。奥巴马政府能否在2014年完成阿富汗“无痕撤军”，撤军后又向何处“转进”，似乎充满了新的不确定变数。因此，美国的重返亚太似乎更有全球战略重构的属性，中国对此如何选择应提上战略日程。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