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之前，作为一名带有外交家气质的政治人物，布莱尔在中国的淘金模式与克林顿其实没什么两样。2007年11月，广东东莞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以33万美元买到布莱尔访华日程当中的3小时。布莱尔来到东莞登上演讲台，说他会传达东莞人民对其家人的问候，“我会告诉他们，‘哪也别去，就去中国，就来东莞’。”布莱尔甚至还参观了这家开发商的新楼盘。
2005年访华时，布莱尔还在首相任期，他在北京邀请了9家中资企业负责人共进早餐，鼓励他们在英国项目上投入更多的人民币。中国电信、阿里巴巴、华为、美的、康佳等公司的掌门人出席了早餐会。当时布莱尔拿起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递上的数码相机为企业家们拍照，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拍得最好的一张照片。”
施罗德
德国前总理 担任领导时每年来中国一次，任期结束后反倒机会多了，平均一年来三至四次。这就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退休生活。他在2005年卸任，第三天，瑞士出版集团荣格集团就聘他当顾问。其实施罗德并不擅长写作，甚至连100行的社民党活动计划都没写过，但这不重要。荣格集团计划开拓东欧和中国市场，所以要借施罗德与中国的关系，敲开中国市场大门—向中国人推销德国产品。
公开资料统计显示，“推销员”施罗德的绩效清单，是在2009年直线上升的。这恰好是四万亿投资所涉及的大型基建开始陆续开工的年份。当年十月，施罗德出现在湖北武汉，与施罗德同时亮相的是德国海瑞克股份公司董事长、行政总监马丁·海瑞克。这家公司是在全球有名的隧道掘进设备制造商和服务商。这一年，正在建设的武汉地铁隧道中，活跃着七台海瑞克隧道掘进机的身影。
2010年，施罗德又出现在山东青岛，出席国际新能源论坛。这次同行的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夫。施罗德说，中国在减低能耗方面需要得到帮助，德国公司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新能源的技术协助和经验，山东方面则表达要建立德国工业园的意向。
2011年，施罗德的推销重点则在重庆，据报道，在施罗德访问的这段时间，德意志银行、巴斯夫集团等德国企业在重庆的投资不断加码—号称“全球最大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项目”落户重庆，这是德国企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化工项目，达到80亿元人民币。
除了将德国产品卖到中国，施罗德还将中国项目带回德国。2006年中国春节刚过，他就出现在北京，希望有意前往德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家拿出勇气去德投资。
保尔森
美国前财政部长 “我不是基辛格，我是保尔森。我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商业，而不是政府。”2012年7月访问北京时，美国前财政部长对媒体记者这样说。
他的确愿意和生意人在一起，即使是在中国也一样。无论是保尔森的继承者—现任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还是曾在姚记炒肝餐厅吃过北京小吃的副总统拜登，他们其实与处于官员体系之外的中国人接触并不多，且多半是礼节性的。
保尔森不一样，他领导下的高盛集团在1994年就来到中国组建办事处，成立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等到他2006年辞去高盛集团主席与CEO职务，第一次以美国财政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时，保尔森将第一站选在了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省份，浙江。
这是一种离政治更远，离商业更近的姿态。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外国高官访华时这么干过。但这对保尔森不算什么—因为他骨子里是商人，而且对中国事务非常了解。从1992年开始，他和他身后的高盛就不断谋求在中国拓展业务，而金融业恰好是中国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各项改革中取得较大开放空间的领域。也就是说，在即将上升的电梯里，保尔森先于其他人，站到了那个离按电梯按钮最近的位置。然后，电梯上去了。
无论退休与否，保尔森在中国政界的广泛人脉，都是高盛集团，以及美国政府可遇而不可求的财富。这也是他在对华事务中取得成就的个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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