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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外国领导退休之后，在中国依然很忙，忙着做生意赚钱，为了自己也为了他所代表的国家。现在，随着业务的日渐拓展，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超越仅凭“走穴”挣钱的初级阶段，转型升级。
基辛格
美国前国务卿，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来中国接近80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私人访问，而且大多带有商业性质。
当基辛格被中国各界视为“老朋友”时，在商业领域发挥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就成了他辞去公职之后在中国开展活动的最佳选择。
1982年基辛格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以下简称KAI），这公司只做两件事：1、如果你想去某国投资，他们帮你分析之后告诉你能不能去；2、如果能去，他们就利用外交关系，帮助企业在该国“找人”。
基辛格的KAI公司一开业，仰慕者就纷至沓来。对于他们，基辛格意味着信用，意味着自己永远不可能挖到的信息和人脉。
但他把一年的客户限定在20 家左右，并明确设定为商业行为，以避免政治风险。他还要求其所接受的任何项目，在给客户带来利润的同时，必须符合被投资国的利益—基辛格喜欢充当得到双方信任的中间人，而不仅仅是客户利益的代理人。
作为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惠普来到中国，就是基辛格推动的结果。1979年邓小平接见基辛格时提出：中国现在正在搞现代化，需要技术进步和创新，你能否推荐一些美国比较好的高科技公司来和中国开展合作。
基辛格推荐了惠普公司。随后惠普公司创始人、当时担任惠普公司董事长的戴维·帕卡德带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层领导的接见，并与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和航天部谈成了若干项目。
2003年11月，基辛格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第39次来到中国。作为摩根大通集团的顾问，基辛格还带来了摩根大通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威廉·哈里森及该集团亚太区高管团队。
2007年10月，时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纽约拜会基辛格。基辛格同时是美国运通公司的董事。双方谈到了招商银行与美国运通的合作计划。
基辛格问：“为什么运通在中国市场上的信用卡业务做得不够好，而你们却能做得好？”马蔚华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更熟悉中国市场，熟悉中国人的消费心理。”马蔚华问：“您看好我们和运通在中国的合作吗？会成功吗？”
基辛格笑起来：“毫无疑问，在中国能选择招商银行这样重要的伙伴合作，一定能够获得成功的！下次我见到运通董事长的时候，我会将今天的谈话转告他。”
2010年5月，美国运通第一次把它的高端核心品牌，带有“百夫长”标志的信用卡带到中国，而它的发卡合作伙伴，则是其在中国精心挑选的第三家合作伙伴—招商银行。
布莱尔
英国前首相。 布莱尔卸任后，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他在2009年重新包装自己的团队，组建了托尼·布莱尔公司。
布莱尔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提供商业咨询、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2012年喀什市政府已与布莱尔公司达成合作关系。2012年2月，双方在香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布莱尔团队承诺为喀什市政府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并提供海外技术和跨境合作机会。
2012年6月布莱尔出现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借访华机会与喀什市政府官员会面。他还为正在那里举办的喀什摄影展剪了彩。布莱尔的这次公开活动，既展现出其团队与喀什市政府之间的亲密程度，也暗示布莱尔在华淘金模式开始升级—像招商引资，以及提供政府咨询这样的高端服务，在他以往的对华交流中是没有的，这位英国前首相曾经是以在中国“走穴”演讲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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