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板桥霜
这是发生在印尼的一个真实故事。
前印尼总统苏哈托在其担任国家首脑的33年间，财产达100亿美元，大概可以占到印尼GDP的40%。当然，换来的是印尼腐败泛滥，沉疴难起。苏西洛自2004年当选为印尼总统后，根据有关机构提供的“反腐败秘诀”中的药方，他启动了一场不算成功的“改革”。
苏西洛是一个独特的政治人物，他曾是一个知识分子型军官，且待人和善，善于倾听，在上台前民众基础较好。
“改革”后，印尼很快涌现出了60多个政党加入竞选；新闻全面“自由化”；司法的独立性大大提高；公共企业纷纷被私有化；央行行长、内阁部长等多名高官涉嫌贪污受贿被法办。但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此时印尼的腐败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恶化。
最严重的是，宪法改革让550名县领导权力过大，他们被称为“小国王”。苏西洛本人也意识到，公众越来越盼望出现一个苏哈托那样的强人，对全国能起到震慑作用。
对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院长安德鲁·麦金太尔教授下了一个结论，认为印尼的改革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苏哈托裂变成千千万万个小苏哈托”。事实上，此类简单凭借“反腐败秘诀”改革的失败案例不胜枚举，而成功者却寥寥无几。这也被认为是反腐败过程中的“失灵”。
在过去20多年来，大批题为“反腐败秘诀”的鸿篇巨制纷纷上市，其泛滥程度不逊于传授发财秘诀的致富书。当然，这些专著都出自那些声名卓著的机构。比如，一会儿是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发表了《反腐败手册》，没多久透明国际又推出了《公共采购反腐败手册》，更少不了世界银行的《帮助政府反腐败》，就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了本《腐败与良政》……众所周知，但凡“致富秘籍”等大多不能迅速致富，这些“反腐败秘诀”事实上也亦如是。
就当下的中国而言，经济迅速发展，诱惑也无孔不入，而中国民众愿意按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视为“父母官”的官员们。所以新加坡式的高薪养廉，或者西方式的“商人供养政客”，都是不为人们所接受的。
在庙堂，为数不多可以借鉴的是香港廉政公署具有充分独立调查权的办法，但也只能说是经验，而非秘诀。在民间，也一度流传过所谓的“反腐口诀”：一靠媒体关注，二靠短信外露，三靠干部炫富，四靠访民拦路，五靠情妇反目，六靠小偷入户，七靠二代跋扈，八靠烂尾事故，九靠内讧悔悟。引人一笑而已。
其实从清末到民国，国人也曾寄望从德国人、日本人或者俄国人那里拿来革命的良方，不过均告失败。在如今，亦有一些人寄望从西方拿来“反腐秘诀”，即学即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反腐进程中，并没有任何一蹴而就的秘诀。如我们引进了西方屡试不爽的招投标制度，但却很难短时间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多头管理、同体监督问题。
其实，不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在反腐败进程中取得成功的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国家权力核心在哪里，反腐败机构就直接从属哪里。
有学者认为，对中国来说，不管是当下的治标“打老虎”，还是限权或透明等治“本”之策，都是在探索和巩固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败规律。决策者在致力于优化既有制度的同时，积小胜为大胜，才能迎接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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