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隐秘地比照牛顿体系而预设了几个不可怀疑的假定，即人性、同情和趋乐避苦的本能。物理存在物的运动和变化以力的作用为动因，道德存在物的激情活动就有“快乐和不快的感受”为动因；自然领域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万物普遍联系、和谐的根据，精神领域就有以人性为基础的“同情”作为人心之间相互沟通、整个社会获致和平和秩序的根据。我主张，我们只能贡献出一幅心理的地图，把人的心灵的各种部分和能力描写出来。如果能知道人的心灵的各种作用，把它们互相分离开并归在适当的项目下，把它们在作为反省和研究的对象时所呈现的那种纷乱情形改正了，那已经是一部分不少的科学工作了。
哈耶克：据此，您激烈批评了唯理论哲学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它把人当作一个有理性的东西加以考察，将人性作为一个可以静思、精密分析的题目，由特殊的例证抽象出概括的原则，并由盲目接受的原理而继续推论出残缺的理论，而不顾这种推论的结论是否与常识相悖。这种虚玄的推理不仅很容易陷入错误，而且给哲学本身带来了耻辱。您指出，人类行为的最终目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理性来解释，而应归结为人的情感的选择，而且这种情感活动不依赖于理智的机能。理性的作用只在于支持已作出的决定，而不是作决定。但是，您并不反对一切理性的推理和概括，而是强调这些推理和概括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
毋庸置疑，这场反对唯理主义的运动的始作俑者乃是曼德维尔，但是这场运动的全面展开却是经由孟德斯鸠，特别是您、塔克、弗格森和斯密等人的积极努力才得以实现。
我主张的“进化论理性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对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明确阐明的普通法法理学中的思想，其间最为重要的则是您的理论。正如自己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讲的：我们所必须继承并推进的乃是休谟所开创的工作，他曾运用启蒙运动自身造就的武器去反对启蒙运动并开一代先河，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去削弱种种对理性的诉求。理性的有效性和成长性是有条件的。人类理性能力的提升并非来自理性本身，而是来自一些“理性不及”的规则。这一点在后续讨论中会讲到。另一方面，是在对立基于笛卡尔式唯理主义的“法国启蒙运动传统”的批判中加以确立的。在这个“建构论唯理主义”传统中，最为知名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和卢梭、重农学派人士和孔多塞等人。他们认为，理性是一切的标准，从而把绝对、普遍、客观的知识等同于教条，忽视了经验的、相对的、偶然的知识，视所有人类制度为某个人格化的产物。
休谟：康德在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受我的影响提出了理性的限度问题。您则在无形中沿着康德路子向前走，将他的观点向更远处推了一步。我从您的全部著作中随时随处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忧虑，对“致命的自负”带来的可怕危险有一种高度的警惕。可以把您这种进化论理性主义表述为“个人理性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活进程”，核心是个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运作的能力方面有着一种逻辑上的局限，这是因为它永远无法离开它本身而检视自身的运作；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限度，这是因为它是一种植根于由行为规则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的系统，所以它无法达致那种能将自上而下地审视社会生活并做出评价的地位。您确立的关于理性的总的立场是，“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
您经历了神奇的穿越，可能也累了，下午稍事休息。
1 2 3 4下一页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