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1711—1776）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他原姓霍姆，后来鉴于英格兰人将霍姆读作休谟，才改姓后者。他是英国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也以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随笔作家而享誉世界。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1899—1992）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他从休谟和康德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展开分析，是一位曾影响了20世纪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现代经济学理论、各国经济政策的伟大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
2014年初秋，哈耶克坐在椅子上，捧起《人性论》静静地看着，如痴如迷。“呵，休谟先生的著作深沉浑厚，写得多好！如果我能穿越时空，与他进行一次对话，那该是件多美妙的事情！”话音未落，一台不知何时冒出的时光机器已将哈耶克吸了进去，把他送到爱丁堡休谟的府邸。
休谟：哈耶克先生，早安。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
哈耶克：确实如此。您对我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我从您那里获得了难以估量的思想资源，著作中引用您的次数是最多的。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评论您“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英明的指导”。在1980年为一次谈话准备的草稿中，称赞您给了我最重要的启示。而在1982年的一次演讲中，我大声说出了深藏多年的一句话——“我伟大的精神偶像大卫•休谟”。
《人性论》问世后30多年才遇到了一位真正能够体会它价值的人，这个人就是康德。康德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正是您的第一颗火星，“为他带来了光明”。可以说，没有您，便没有他的思想。虽然自己对康德的一手文献知之甚少，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受到了他的很多影响。
我认为，自您和康德之后，思想几乎几无进展，自己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您们停止的地方对您们的观点予以恢复而已。
休谟：您谦虚了。您继承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的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不懈努力而逐渐建构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体系，可谓博大精深，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人们对人类社会现象的理解。我认为您的研究是独树一帜的，您的努力是罕见的。
哈耶克：我们俩人的出身很相似。除了以律师为业的伯爵父亲一支外，您的母亲也是名门之后，她的父亲是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院长，享有爵士头衔。“冯”是奥地利帝国两级贵族中的第二级中的第四等的贵族，与英国的“爵士”大体相近。冯•哈耶克家族被封为贵族的时间要比外祖父冯•尤拉舍克家族早一代人。虽然我们都是贵族出身，但在政治上并不保守，拥有韦伯所说的“学者的宗教”——作为世界之基础的对知识理性的伦理追求和使命感，有自己脱俗的信仰和理想。很小的时候自己就认定没有什么东西比成为一位大学教授更高贵的了，尽管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一点清晰的想法。
休谟：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家里有一间具有200多年历史的藏书室。1723年初，我进入爱丁堡大学读书，最喜欢的是包括哲学和历史的文学，对学到的东西总要追根究底地问几个为什么，直到发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为止。十三四岁的时候，自己就已经通过理性思考认识到宗教信仰的荒谬，以致后来成为宗教的坚定批判者。期间写过《论骑士制度和现代荣誉感》这篇论文，受到学校当局表彰。论文采用了对历史事实的哲学和心理分析方法，构成了我以后的基本风格。因住宅失火而迁居、辍学回家后，自己制定了一个长期学习计划，专心于自学。通过广泛的阅读和认真的思考，最终确定将从事哲学研究作为人生理想。18岁时自己开始接触洛克和贝克莱的著作，心中已经孕育着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即“人性的科学”。与您不同的是，我是在大学校园外展开学术之路的。与您相同的是一生几乎都消耗在文墨之中，除了短期经商和涉足宦海的经历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自己还在修改《自然宗教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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