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面临着一个急迫而重大并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即如何更好地沟通和融合各种不同思想文化资源，使各种不同思想文化资源能够在一种理性多元的公共论域或话语平台上彼此展开合理回应与良性对话。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便在于，如何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之相容性的问题。依方克立先生之见，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格局之中，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都具有“体”的优位性，不过一个是主导性之“体”（也可以称之为“魂”），一个是主体性之“体”，二者既不能混同，而又彼此构成一种“相需”的关系，只有“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才能成大用”。
人民本位。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之魂，还是中国文化之体，二者都具有一种突出而鲜明的人民性维度。要而言之，人民可以说既是“马魂”之魂，亦是“中体”之体，再进而言之，“马魂”之魂乃是人民主权之魂，“中体”之体乃是民为邦本之体。体健则本可固而邦为宁，魂强则人有权而民主治，二者相互依存、交织为用，才真正体现了一种成熟的政治理性和智慧，也才能更好地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天下情怀。无论是“马魂”，还是“中体”，它们那深切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政治情怀和价值信仰，都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地区、国家或民族的狭隘的事务领域和范围，而是很自然地可以加以扩展、推而广之，发展成为一种更加普遍性的天下主义情怀或人类主义精神。
实践优先。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大同”社会理想，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在实践的层面，理想的实现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对理想僭妄不实的过度追求乃至将这一理想过早地强加于整个社会，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综合以上三点，也许我们可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方克立先生的下述说法获得一种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即“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文明发展指出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它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要而言之，“马魂”需要“中体”之根为之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中体”则需要“马魂”之理来引之提撕上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敏感神经，一定是一头连接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灵魂，一头又连接着五千年中华文明之深厚文化根基的人。古人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为治之本，务在宁民”。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而言，利民、安民和宁民正是“马魂”和“中体”的共同政治关切与历史使命，为了人民的安乐和福祉这一共同的政治关切与历史使命，“马魂”和“中体”理当在政治上彼此协力合作，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乃至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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