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到这次39人被冷冻窒息而死的“死亡货车”案，西方国家在国际人口流动中的窘境一再暴露：国内大量岗位空缺和失业率高涨共存，希望通过努力劳动改善自身生活的外国劳动力被大批拒之门外，追求坐享福利的所谓“难民”则可以大批合法进入。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局面，过度福利难辞其咎。
二战之后，西欧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从二战结束直至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的几十年间，社会福利开支发挥了“内在稳定器”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自不例外；过犹不及，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正日益走向反面。
过度福利吸引国际人口内流
过度福利从经济机制上造就了西方国家对国际人口内流的吸引力，对偷渡“蛇头”的道义谴责与依法处置抵消不了这种经济机制的作用。
第一，过度福利抑制了国民生育的内在动机，导致人口结构老龄化。
“养儿防老”，即使在福利社会，享受养老金的人归根结底也是依靠社会上的劳动者赡养。在低养老保障社会，在承担生育决策的个人和家庭层次上，“养儿”与“防老”之间存在非常直接的联系，国民有着生育养老的强烈内在动机。但养老保障切断了这种直接联系，从而大大削弱了国民生育养老的内在动机，传统家庭结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就整个社会而言，人口趋向老化，要想继续维持较高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不外乎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大量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两种途径。
第二，过度福利降低了劳动者的劳动动力，把人力成本抬高到了不合理程度，从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产生了对外来劳动力的客观需求和强大吸引力。
高福利环境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堵塞了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的途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饥饿纪律”这个最大驱动力，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失业后不积极寻求再就业的现象随之蔓延。即使超越了“饥饿纪律”的劳动者，也因为要承担高福利下的高税收，其劳动积极性也遭到重创。
第三，过度福利还导致一国产业结构恶化。发达国家过度福利的后果包括高税负、过高成本和懈怠劳动纪律等，因此而外迁的产业基本上都属于对劳动者技能要求相对较高的制造业和相关产业。而留在母国的就业岗位多属于技能要求较低的生活服务业。时间一长，母国产业和就业结构相应恶化。母国劳动力又多看不上这些留在本国的生活服务类行业，于是就出现了发达国家国内大量就业岗位空缺同时又失业率高涨的现象。但这些就业岗位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颇有吸引力，他们也能胜任。
过度福利造成的移民困局
由于上述原因，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和舆论界精英曾打出“吸收青壮年劳动力”的旗号收容大批难民。
但是，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间接造成了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的经济压力，却激励了不以劳动自食其力为目的的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使得通过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消解社会赡养压力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
二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本土居民竞争时的天然劣势、在一个不熟悉社会生活的困难压力，本来也足以有效遏制外来移民的增长，并在无形之中激励他们尽快融入东道国社会。但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无形屏障，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那些希望不劳而获、分享高福利蛋糕移民的增长。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