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采取价格战这种极端行动，除了认为过去两年减产让自己成为最大输家，也有年轻的沙特王储应对国内政局的考虑
文 | 陈卫东
历史上曾有过四次油价暴跌事件，分别发生在1986年、1997年、2008年、2014年，其中1986年和2014年两次下跌主因是富余产能；1997年、2008年的两次下跌，主因是金融危机导致需求不足。唯有本周一出现的第五次暴跌，是需求和供给两相夹击造成的。
2020年3月9日，布伦特原油期货跌26.55%，报收33.42美元/桶；WTI原油期货跌27.44%，报收30.15美元/桶。
新冠疫情自今年1月份在中国爆发，目前已在全球蔓延，导致石油需求骤降，原油价格不断承压。
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即在此时宣布降价增产。3月7日，沙特开启全球原油价格战，全面调低4月原油售价，整体降幅在5-8美元/桶。3月10日，沙特又宣布将大幅上调4月的原油供应量至1230万桶/日，这比沙特现有供应量970万桶/日增加了26.8%。
俄罗斯在3月6日召开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其它产油大国（OPEC+）部长级会议上不同意深化减产，是此次沙特突然降价增产的直接触发点。但根本的原因是消费不振和美国页岩油一直在持续增长，最终造成沙特采取如此极端的行为。对此俄罗斯已做过沙盘预演，为石油价格战做好了准备。
新冠疫情是对全球治理的“极限测试”，对石油天然气行业测试的结果是消费增速减缓。疫情之前，不同的机构、国际组织已在呼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全球石油消费峰值可能在8-10年内来临，世界已经进入经济低增长、石油消费低增长和长期供大于求的局面。新冠疫情进一步压低了石油需求。
这给产油大国沙特和俄罗斯都带来巨大压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石油都还是两国的经济支柱，对沙特尤为如此：有巨大储量，有富余产能，有巨大成本优势和扩大产能的空间。
长期以来，沙特都在扮演国际石油机动生产者的角色。1986年，为了提升油价，沙特甚至把自己的产能减掉了三分之二。2014年油价暴跌后，沙特、俄罗斯及其盟国在2016年12月组成了OPEC+，共同减产，一直维持至今，每天大约减产140万桶左右，稳定住了价格。随后形势发生变化，伊朗、委内瑞拉被美国制裁，卡塔尔退出OPEC，很多成员国体量小，没有话语权，OPEC+某种程度上变为沙特与俄罗斯两个主体的舞台。
沙特发现近两年OPEC+的共同减产并未给自己带来好处，反而让自己损失了更多市场份额。2019年，沙特减少了产量，油价仍在震荡下跌。
沙特对自己的盟友俄罗斯越来越不满，认为其表面配合减产，实际上却在持续增产。俄罗斯内部对于是否要配合OPEC+减产也有分歧，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俄罗斯卢克公司（Lukoil）等主要油公司基本都不同意减产。市场形势则体现为，俄罗斯挤占了沙特的市场份额。例如，2016-2018年，俄罗斯反超沙特，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中国最大的原油提供商。
俄罗斯不愿减的逻辑是：不管怎么减，需求不足是长期趋势。原油市场是买方市场，市场份额才最为重要。
实际上，过去两年，OPEC+减产稳价的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这段时间，美国致密油（页岩油）在不断增长，完全填补了OPEC+减产的份额。美国是一个原油消费大国，也是一个原油生产大国，同时政府控制不了美国的油气生产公司，其增产减产是一个纯市场行为。
上述因素使沙特感觉到自己的“牺牲”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于是沙特转变被动策略，主动进攻，试图通过低价格和高产量反转市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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