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和公共卫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强项，其公共卫生学院历来在美国高校排名第一。2月底，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悄然达到数十例，伊朗和意大利疫情呈现出暴发态势，董恩盛和杜鸿儒制作的疫情地图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大概是在这个阶段，美国地方卫生部门联系到了我们，表示希望在地图看到美国的情况。”董恩盛说，如果再单做一个美国的地图，工作量太大。除此之外，不同国家的用户也找到他们，提出一些建议和需求，甚至有人希望能做一个本国语言的版本，“我说这我们可万万做不到了。”
既然无法满足每个人特定的需求，团队决定干脆把疫情地图的默认范围扩大到全世界。
其实，鉴于新冠肺炎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和威胁性，这样面向全球的“疫情数据地图”系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不是独一家。哈佛大学与牛津大学合作，美国疾控中心（CDC），以及微软的必应搜索（Bing）都设计发布了类似的系统，供全球公众使用。
CDC发布的美国疫情地图能显示各州疫情数据，因其官方性质，具有权威性。但董恩盛表示，与他们的地图相比，CDC地图有两个明显缺点，更新不及时，且精度有限。
“可能今天更新的是还前一天的数据，而我们基本是实时更新。他们的数据只能精确到州一级，我们可以精确到州下面的郡县。”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发现CDC数据精度不足，董恩盛和杜鸿儒才起意对自己地图的美国部分进行了精度“升级”。
哈佛和牛津和合作设计的疫情地图，更新速度和数据详尽程度也不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前者用颜色深浅来体现疫情的严重程度，后者是用点的大小。杜鸿儒介绍，哈佛、牛津的地图有动画显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发展过程的功能，这是他们没有的。
董恩盛对微软Bing设计的疫情地图称赞有加。
记者发现，Bing的地图在某些方面可以提供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更精确的数据，例如俄罗斯、印度、印尼等国的地方疫情数据，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地图在这几个国家还只显示全国数据。不过，后者能用曲线、柱状图等形式体现疫情发生以来每个国家的疫情发展趋势，功能更丰富，而且数据公开，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
数据的更新、功能的完善都须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发展进程，作为团队的第一个“援兵”，杜鸿儒坦言出乎意料。
“加德纳教授和恩盛开始只是想追踪一下疫情在中国的发展，没想到后来需要的人力越来越多，也没想到两个月以后美国的情况会比中国严重得多。”
两个多月下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新冠疫情数据地图早已成为全球最权威的疫情数据平台。
起初，在团队只有七八个人的情况下，连续工作一周，每人每天要承担15小时到20小时的工作量，压力巨大。这在3月23日地图数据更新模式升级为全自动后得到了改观。团队现在已有三四十名成员，来自美国各地和其他一些国家，通过网络共同对地图进行维护和相互沟通。董恩盛说，自己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现在有点像个产品经理了。”
虽然师生三人并不属于公共卫生院系，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各方面给予他们很大支持。和导师加德纳教授一起，董恩盛和杜鸿儒可以经常参与传染病学院的讨论，获得学术建议；学校已停课并封闭半个多月，但专门给他们办了出入证，以便他们进校继续必要的科研活动；校长办公室更直接给他们安排了一名行政助理。这些都成为疫情地图得以发展至今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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