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2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劳伦斯·萨默斯和我就曾警告：将美联储年度通胀目标从4%下调到2%可能引发重大问题。但没人理会我们的反对意见。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将通胀目标降到2%，自那以后，美国人一直为此付出代价。
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能在任一商业周期末段实现充分就业后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到5%并借此重整资产市场，许多经济问题都将不复存在。
有三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方法一是将通胀目标提高到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任期内普遍设定的4%范围；方法二是提振需求，令周期末段的5%联邦基金利率仍能与投资热潮相匹配；方法三是向市场投入海量安全国债资产，压低国债安全资产价格溢价，进而使周期末段联邦基金利率上升。
当美国总统乔·拜登赢得2020年大选并推出其1.9万亿美元救济、救援、支持和刺激计划（即“美国救助计划”）时，我对此表示欢迎。如果该提案获得通过，相当一部分资金将被输送给那些真正用得上这些钱的人，而经济也更有可能在历经一年疫情和封锁后迅速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当然，如果能把更大比例的救援资金用于公共投资就更好了。
但显然有足够多的人并不喜欢这一提案，包括许多我尊敬和钦佩的评论者都站出来反对这个1.9万亿美元计划。我说的可不是那些总把党派利益置于实证之上的职业共和党经济学家，而是萨默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等德高望重的人士。
萨默斯最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评论中写道：“虽然存在无数的不确定性，但接近二战而非正常经济衰退水平的宏观经济刺激规模，很可能引发我们一代人从未见过的通胀压力，并对美元币值和金融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如果我们能迅速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以解决问题，那么情况还是可控的。
但考虑到美联储所做的承诺，政府官员对通胀可能性的矢口否认以及说服国会支持加税或削减支出的难度，因此存在着通胀预期急剧上升的风险，试图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俨然就是踏入未知之地。”
萨默斯和布兰查德担心，新刺激措施的巨大规模可能导致长期通胀预期失控，进而催生美联储无法抵御（除非是以经济衰退为代价）的通胀压力。
此外，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斯泰因认为，应当避免美联储加息，因为“对美联储经济微调能力的信心被错付了，失业率一旦略微上升，往往要升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停止”。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警告？
在我看来，它们都反映了一种恐惧，即美联储可能不得不上调联邦基金利率，以使其回到我们过去认为正常的范围。而我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正如上述批评者所承认的那样，1.9万亿美元方案所产生的通胀压力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它同样可能最终发挥填补总需求漏洞的作用。
无论如何，如果说过去15年关于“长期停滞”和“全球储蓄过剩”的争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尝试创造一些能容纳更高合理联邦基金利率水平的条件。
针对新通胀鹰派对“美国拯救计划”规模的反对意见，我能看到的唯一解释是他们不相信美联储会在必要时提高利率。
由此看来，因为担心联邦基金利率会在某个时候高于市场利率，他们似乎希望将该利率无限期地保持在零利率下限。但这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在以此反对向陷入困境的美国家庭提供额外支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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