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相对于自然界的“肝火茂盛”，当前社会界人类的部分“情感”也很“高亢”甚至“躁动”。稍加留心，大家会发明，现在的人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稍不留心就“怒火中烧”。也许只是寻常的一次磕碰、一次言语纠葛，但会拳脚相向，甚至棍棒交加，使不经意间的小抵触酿出大惨剧；至于涉及到个人的种种利益诉求，也在漫长的无效（惯例手段）和瞬时的烦躁（非常手段）面前被局部放大，自焚式自残、报复式戕害等极端手段屡见不鲜，血腥、惨烈越来越打开它尘封的印信；更有甚者，在一腔无名怒火无处宣泄的情况下，居然把魔掌伸向校园，制作了一起起令人震惊的血案，弱者在更弱者面前扮演强者，注定成为暴者……
细细数来，人性间的这种激动情感，不外乎以下几种：
为我式情感。从关联度上看，也可以把它叫作直接相干式情感，重要特点在于引发满腔怒火的原因与个人或周边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干，这种诉求的本身往往更多地表现为物质方法，以及可以转化成物质方法。前者诸如情势多样的征地、拆迁，补多少怎么补，都会因复杂琐细的规定和程序，呈现“同地不同价”、“同价不同地”的状态，只要纵横交错间一比对，就能嗅出不平等生出不平衡来。有时这事也跟日本人生产的出口车一样：呈现了设计生产上的缺点，在美国未等发话，早就屁颠屁颠地高调发布召回；而在中国则换成另一副嘴脸，充其量“道歉”而已，要赔偿召回那基础等于天方夜谭，人为地造成“同车不同运”的局面。比较挠头的是，该类不平衡不均等，在表述上都相当地高深专业，在操作上都相当地晦涩波折，一如保险之类的条款，对于多数人而言，就跟碰见了刺猬一般，都是针毛，看着哪儿都不对，真要下口却又无从下起，变成了哪儿都对。眼花纷乱的复杂，无可奈何的无助，让此类利益诉求往往面对“什么部门都相干，又什么部门都不相干”的局面，因而极易催生烦躁，那种久拖不决的扫兴，酝酿到必定程度，便会积累成一股“无名怒火”。而后者，更多的在于岗位、职务、声誉等的变更所带来的政治待遇的消减以及更本质的物质利益的丧失。说起来“江山代有才人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是真理，真的操作起来只是“看起来很美”。除却年纪和违法乱纪等硬伤，其他原因的“下”几乎都会引起当事者的怨愤。一旦把这种利益丧失的怨愤具体到某个个人（或取而代之者，或离岗操办者），其怨愤之火便会演变成暴力事件。前几年某市的去职下属枪杀上级以及今年某地的去职原领导“雇凶”报复损害拟代替他的现领导等等案件，便是其典范表现。
谓我式情感。从思辨的角度看，它也可唤作宏观型情感，重要特点是更多地寻求理性层面、精力层面的某种诉求，其大而化之的诱发因素以及支撑动因，并不直接表现为具体的物质形态，似乎也看不到直接的利益相干。从现实世界看，几年前山城“棒棒军”与某号称政府行政工作人员的那场冲突，只因了后者耀武扬威的身份标榜，引发了周围众多不相干者的恼怒，成果他们把寻求公平正义的情感，演变成或者说量化成对趾高气昂者的群殴，必定意义上就是对现实不公的某种客观反应。再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千人政府门前下跪请愿惩腐事件，现场处理不力、避而不见的那位行政主官被请求辞职，按比较正规的说法，它昭示的是要更加器重国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而相对八卦的说辞，则是草根民意以古典方法获得某种程度的怪诞成功。细看千人的成分构成，未必人人是贪腐的直接收害者。而所谓贪腐本身，其对象、其程度、其方法，在最终尘埃落定之前，都存在着未知数。要说引起集体下跪的壮观，不外乎有二：一是直接当事方——其村两委会多年来财务的含混不透明，以及请求其置之阳光下曝晒不被搭理，让相对简略的问题复杂化；二是间接当事方——上级以及上上级的语焉不详和推诿，一而再、再而三的食言，让有所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究其事件的来龙去脉，其诉求已经超出于微观层次，要的更是一个明白、一个说法、一个道理，就跟《秋菊打官司》里执著的那位女主角一样，寻求的是程序上的公开、透明、公平——因为被请求辞职的那位主官与下跪的村民并没有直接的利益相干，而下跪的村民也并不否定其所在村的负责人“很能干，为村里办了很多实事，能积极带动大家致富”。至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则例子更多：“陕西周老虎事件”、“湖北邓玉娇事件”、“湖南双牌政协委员发言受处风波”以及“躲猫猫”、“喝凉水”、“冲凉”、“七十码”、“替学无间道”等，都是天南海北的宽大网友在情理、道义的支撑下，用火一样的情感，依附强盛的网络力量，才让这些事件有了相对较为合理的处理成果。谓我式，实为超出简略物化的一种豪情、一种品德、一种动力，必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凝聚力、向心力。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