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事件”激起了一场关于精神与心灵的讨论。实际上，从浅薄的“精神疗法”，到虚妄的占卜算命；从千奇百怪的“养生术”，到层出不穷的“厚黑学”，莫不折射出一些人在精神生活上的迷失：从个人角度看，这是消费主义裹挟之下，一些人对于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迷茫；从社会角度看，这是物质主义潮流之中共同价值和心灵教育面临的挑战。
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寻回心灵“丢失的一角”？在社会转型期，应该怎样强化精神的维度，重绘心灵的和谐图景？本期“时事观察”，专访文化学者吴祚来，探讨社会精神建设问题。
精神维度缺失，社会难免为物质利益侵蚀
在不少人那里，利益成为考量和评价事物的标准，精神、道德等，都被纳入利益的衡量体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吴祚来：中国曾经历过一段“一切皆精神”的特殊时期。物极必反，物质匮乏引起的“习惯性饥渴”又造成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种追求一旦过度，就使物质绩效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从经济实体到一些地方政府，追逐利益成为一种竞技游戏。
对物质的过分崇拜，必然弱化国人精神维度。社会的管理，总有漏洞。而每个人的良知、良心，可以内在约束其社会行为，不致逾越道德底线。然而，一些无序开发与食品安全事件，显示了一些人这种内在良知、或说是精神维度的缺失。
精神信仰的维度，具有绝对性。诚如哲学家康德所言，最令他内心敬畏的，一是头顶上的星空，二是内心的道德律。这样绝对的精神维度缺失了，社会道德必然被物质利益侵蚀。
与30多年前相比，物质已极大丰富了，为什么社会上一些人还存有“不安定”、“不信任”的焦虑之感？
吴祚来：其实，“发展起来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物质的丰富不能使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相反会推动人们产生更多的需求和渴望。另一方面，中国已进入一个动态的社会，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经济与国际接轨。市场化背后，应该有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与最低生活保障等。但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完善尚需过程，底线保障的缺失，使一些人容易萌生“不安定”心理。同时，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也使互信度降低，焦虑感增强。
一些地方通过招商引资、拆迁与开发土地获得利益，但对社会公益与文化福利回馈相对较少。医院与教育等公益性的机构，也被卷入经济绩效的漩涡。这使公众产生更大的经济压力，驱使许多人趋向经济化，视利益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淡化或忘却了精神追求。
该是倡导“幸福是软道理”的时候了
一方面是利益侵蚀精神，一方面是物质保障不够。这二者结合，是不是“怪力乱神”的东西成为一些人精神寄托的原因？
吴祚来：可以这么说。人有四重需要：生理需要，也就是饮食男女；情感需要，对应文化艺术；精神需要，就是信仰与崇拜；安全与自我实现需要，通过家庭、社会组织与政府获得。任何一种需要如果没有相应的供给，都会有“错乱性填充”。比如，没有美的文化艺术，人们就只能陷入低俗；没有对天地、道德良知的敬畏，怪力乱神就有了活动空间。
传统中国社会里，有朴素自然的天地观与道德观，可惜因为各种历史原因，淡出人们视线。当代社会里，同样有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观。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逐利的热望远远高过精神道德的需求，传统信仰遗失在时间烟尘里，现代的价值观念又迷失在利益追逐中。这样，迷信与风水就成为某些人的时尚，占卜问卦也成为一些人期望成功的人生导航。
现在，在某些地方，经济利益压倒了启蒙，快速发展冲击了人道人本。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幸福是软道理；发展的坚硬，不能伤了幸福的柔软；没有柔软的幸福，坚硬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为何我们要说全面发展、科学发展。现在应该是倡导“幸福是软道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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