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曹操与杨修》：“不明白”与“明白”的不朽

京剧《曹操与杨修》　　这就是人性的悖论：人性永远无法克服自身的基于现实功利的有限性而走向神性的超然与完善。《曹操与杨修》的深入之处还在于它对人性的开掘。　　言派传人言兴朋日前旅美归来，与尚长荣重演22年前的经典剧目《曹操与杨修》，正式演出只有一场，堪称海上文化盛事。笔者多次观瞻此剧，并多次翻阅该剧剧本，这次重演，依然让我感到了它难以掩饰的不随时间消失的耀人光芒。当一些人将演出的成功集中于言兴朋洒脱飘逸的扮相、清隽挺立的唱腔和尚长荣浑厚苍劲的嗓音、圆熟老到的演技以及两人之间严丝合缝的“飙戏”时，我想说，该剧的不朽价值重要还是在于它现实关心的广度和人性发掘的深度。　　《曹操与杨修》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无疑是一座孤单的高峰，22年前当它横空降生之际，恰似一枚定时炸弹，在中国观众的心灵世界引发了激烈的震动。这重要归因于它深沉的现实关心。统治者与人才，特别是有批评精力和独立人格的高端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欲说还休又不得不说的问题。统治者说谎是为了建立权威、巩固统治地位；知识人求真的本性使他难以容忍任何谎言的存在。当知识人戳破谎言的激动危及到统治者权威的确立、统治的牢固时，知识人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事实上，在独裁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受制于统治机器，任何人都只能供给对统治者有用的知识，而不能生产有损于统治者的知识，否则，便会被统治者以保护自身统治的名义与需要开除出局。而在民主制度下，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每一个人的禀赋权利，统治者的频繁更替也是自然现象，绝不存在因言获罪和一家一姓的统治千秋永固的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曹操与杨修之类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个戏是中国二千多年独裁统治下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紧张关系的缩影，这种关系直到20世纪中国社会产生现代转型后还若隐若现地存在，因此依然具有宏大的现实意义。　　当然，如果仅仅懂得到这一层也还是不够的。戏剧艺术本质上是人性的艺术。《曹操与杨修》的深入之处还在于它对人性的开掘。有人说，杨修何必那样倔，要和曹操对着干呢？如果那样，杨修就和蒋干、公孙瓒没有什么两样了。或者说，曹操是否可以再一次宽恕杨修呢？如果那样，曹操就不是曹操了。就像谢幕时，剧场响起《让世界充满爱》的音乐，有媒体感到十分契合主题，仿佛只要双方再多一点爱悲剧就不会产生了。恰恰相反，曹操与杨修式的深入悲剧，不是一首空洞的爱的召唤所能转变的。是曹操不够爱才吗？他为了留住杨修的心，不仅三次想杀而未杀，而且封高官、许爱女、就义发妻，够爱的了；是杨修不够忠心吗？他为了帮助曹操一统天下，殚精竭虑，以药当酒，不惜直言犯上，以身试法，真可谓肝脑涂地，一片耻辱。那为什么“爱”却导致悲剧呢？基本上说还是人性的问题。剧中曹操既有雄才大略、求贤若渴的一面，又有猜忌多疑、残暴独裁的一面；杨修既有智慧过人、耿直虔诚的一面，又有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一面，他们这种性格中既巨大又卑微的两面是相互渗透，不可剥离的，巨大的一面愈发展，卑微的一面也就愈强大。一旦巨大的一面无法掌控卑微的一面的时候，悲剧就产生了。这就是人性的悖论：人性永远无法克服自身的基于现实功利的有限性而走向神性的超然与完善。正如剧中最后两人在斩台上相向而泣，都感到对方“不明白”，其实，他们都“明白”对方的有限性而没有发明自己的有限性。　　曹杨式的悲剧，是独裁制度的悲剧，也是人性的悲剧。正是这两重悲剧性，把我们每一个观众和剧中人接洽起来，培养了《曹操与杨修》的不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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