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时代，传媒界众多乱象是否阐明媒体产出的全是负价值呢？当然不是。西南政法大学李光辉教授对此作了阐明：虽然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在现代社会中被不断修正，逐渐成为一种诸如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化的霸权、媚俗的艺术而招致许多批评，但它的内在规定性并未转变，依然是满足人类沟通交换的本性以及信息传递的需要。在不断的信息传递和沟通交换中，人类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着自身的自由。这也正是大众传媒得以存在于世的基本理由。
困境之三：资本至上还是义务至上
近日，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停播，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全面整改。7月3日，在京举办的“2010年利用伦理学之传媒伦理夏季论坛”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李宗达坦言，近年来对外舆论监督比较多，对本行业监督不多，呈现了许多问题。当前一些电视台文化娱乐类节目、情感故事类节目、医药卫生类节目呈现了格调品位低俗，价值取向偏差等苗头。
一位从事一线工作逾20年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诉苦”，谁也不想走低俗路线，但央视索福瑞定期要统计各大卫视排行榜，每次几乎都是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盘踞前四强。事实证明，越低俗，收视率越高，观众越爱好看。他认为，尽快推行电影电视分级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基本。
“谈及媒体与伦理的关系，除了总要关涉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之外，有两个核心话题是人们很难回避的：第一个话题是媒体的社会良心。第二个话题是，尽管媒体企业化是全球性趋势，但正如企业伦理所请求的那样，媒体企业并不仅仅是一部赚钱的机器，它还承载着应有的社会义务。”甘绍平研究员如是说。
那么，媒体的社会义务是什么，媒体伦理的核心价值怎样懂得，有学者认为，媒体“真正的伦理精力”作为一种具有超出性、引领性的应然与实然相共生的道德品德或德行，应当具有求是精力、正义精力、仁爱精力、英勇精力、自由精力。也有学者提出，媒体应是国民利益与意愿的服务者。它供给一个信息流通与观念交锋的客观平台，让国民在对这一平台的审视过程中塑造自己的价值断定，从而实现自主的道德选择。
反应到实践中，这就是以人为本，在灾害中不以别人的悲哀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在拍摄特别群体或弱势群体时，自觉应用马赛克技巧，尊重别人的隐私权；不作低俗和虚伪宣传，保护消息媒体的严正性和神圣感。
专家最后指出，近年来传媒业的发展固然十分迅速，媒体伦理及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却亟须建立，如何健全和完善相干法律法规，使一些人免于钻法律的空子，恐怕还需要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记者 陈静 (起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