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中学的报栏里，竟呈现了一张黑底白字的刺眼海报——“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的文学社怎么了，我们这些曾经的文学青年怎么了？”贴海报的年轻人是学校文学社社长，他盼望用一种行动艺术的方法，抢救濒危的校园文学。
社长的“绝地回击”，果然把事情搞大了——高中生因为学业累赘而压抑的文学梦被重新唤醒，全校上演着诗歌总发动。眼下，大同中学已经发出“预报”：5月，一场风风火火的诗会就要上演。
“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头，就好像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写给谁的。这样使我的心又不禁开端纠结起来。做了将近两年的文学社社长，我的心情是极其抵触的。从高一刚开端的豪情澎湃到之后面对现实的扫兴乃至失望，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的文学社怎么了，我们这些曾经的文学青年怎么了？”
这几日，大同中学教学楼底楼的报栏里赫然贴着一张海报，黑底白字，非常刺眼。海报的作者、大同文学社社长孙浩东想以这样一种略显夸张的“行动艺术”，表达自己对当今校园文学的失落，但他更盼望借此唤起同学们心中沉睡的文学幻想。他要在校园发起一场诗歌比赛，在他看来，这更像是一场文学拯救举动。
自小爱好看书写作的孙浩东前年考进上海市大同中学，在参加学校社团招新时，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文学社，并竞选成功，挑起社长一职。但“招兵买马”的成果，却是只有寥寥20个同学报名。看到学校里其他社团招新现场的火爆场面，孙浩东忍不住眼红。
如今的高中校园，社团文化很当红。沉重的学业压力下，学生们更愿意通过参加运动获得片刻放松。选择之下,新鲜、时尚的社团显然更有号召力——DIY社、动漫社、瑜珈社、轮滑社、美食社等新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此外,机器人、盘算机、环保等社团也常常一座难求。“如果在社团做课题，进而参加比赛获奖，很可能在高校自主招生中脱颖而出。”这样的社团更接近于“比赛班”，不少同学因此成为“积极分子”——同时参加四五个社团。大家的目标很简略，就是多拿学分，至于文学之类的兴趣，那不是重要考虑的问题。
既然不大可能获得加分，谁还愿意在学习之余再捧起书拿起笔，去追寻飘渺的文学梦？
但不管怎样，新“官”上任后的孙浩东，还是很想干出点花样来。他着手组织社员按专题开设讲座、举办诗歌鉴赏运动。可每次运动，积极响应的总是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很有限的社团运动时间里，仍有一些社员会挑个不显眼的角落，争分夺秒地做习题、答试卷。“20个人里，真正爱好文学的……”孙浩东说到这里顿了顿，“去掉个零差不多。”那声音低低的、凉凉的，透着一丝无奈和悲哀。
文学社有份社刊，叫《点石》，专门刊登社员们的新品佳作。孙浩东一度雄心壮志，一个学期至少出版两期，成果却碍于稿源的数量和质量，到学期结束才勉强凑满一期的稿子。“这个，也正常。《诗刊》鼎盛时代发行56万份，现在不也只剩下三、四万勉强保持？”孙浩东这样调侃着，酸酸的，涩涩的。
在与其他学校文学社团的交换中，孙浩东懂得到，他的烦恼并不是“个人”的。曾经红火一时的文学社团，在沪上各大高中早已风光不再，不仅参加人数急剧萎缩，运动开展也大多不成气象，有的学校甚至把文学社团办成了作文补习班。“我们的校园文学真的没落了吗？”孙浩东心有不甘。
“进入高中，学业明显紧张起来，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放弃幻想的理由。”孙浩东其实是个非典范文学青年，他的理科要强于文科，数学成绩班级第一，而语文最多算“中上”程度。初中时，他受语文老师影响，对文学表现出特别兴趣，课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看“闲书”上，平时也尝试着写些诗歌、散文。“那时候差不多每周可以看掉两三本书，而现在一年也看不到两三本。”对这样的状态，孙浩东很不满意。“不是真的忙得没时间看书，只是心气太浮躁，静不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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