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张季鸾墓所在的全部土坡都被高低不一的杂草覆满，连墓碑也被隐没了小半截。付雁南摄
1999年，张季鸾墓重修完成。前排左一为邢炳年，左四为李赋英。张季鸾消息研究会供图
很难说张季鸾的墓地是冷清还是喧闹。那些偶尔访问这里的人，都感到这片墓地“已经荒掉了”：四周长满荒草，全部土坡都被高低不一的杂草覆满，连墓碑也隐没了小半截。
但这里又确实是个热烈的处所：墓地的东侧是一家砖窑厂，十几名工人每天都在忙着收拾砖垛上笼罩着的防雨布和稻草，基本没时间分心打量几十米外的那块不起眼的碑石；而紧靠着墓地，在南面，新修起了一座种猪场，发情的种猪不时发出哀嚎，猪粪顺着院墙两侧的沟渠缓缓流出，在炎热的气象里恶臭扑鼻，叫人窒息。
张季鸾的墓碑就这样静悄悄地立着。他生前用自己的文字关注下等人和底层生活，到他逝世后，他的墓地仍然没有与这些内容脱掉干系。
1942年，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范围隆重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驰名的陵园几乎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
从墓碑背面所刻的两则唁电中，人们仍能揣度出墓地主人生前的光辉：毛泽东在电文中称赞张季鸾“功在国家”，而周恩来更是对他给予盛誉：“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可是，生活在墓地附近的大多数人，对这位报人的记忆却已经淡薄。周围的人们，并没读过他的文章，甚至基本讲不出他的具体身份。有的老人还能记起，这里埋了一个“文化人”，而年轻的女孩则认为，他只不过“是个教书先生”。
与相邻的砖窑和猪场相比，这方小小的墓地很少有人祭拜，墓碑前摆放的花束早已干枯，四周稀稀落落的几棵松树长得也不茂盛。它和它所纪念的那个报人一起，曾经备受敬慕推重，却在经历过时代风云之后，立在猪粪扑鼻的臭气里，显得有点儿灰头土脸。
“前来看热烈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当前来访问的人们穿过半米高的杂草，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这里，站在浓烈的猪粪气味中时，很少有人能想象，这里曾经伫立着一座范围宏伟的陵园，并曾经有过一场“极尽哀荣”的公祭典礼。
竹林村的村民邢玉明至今都说不明白张季鸾的具体身份。他丝毫不知道，这位报人曾因披露政府内情，先后两次被袁世凯和段祺瑞投入监狱；他也不知道，这位报人在主持《大公报》时曾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一度成为消息界的标尺；他更不知道，在公祭的前一年，当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丧礼，悼念这位报人。
但这名76岁的老人明白知道一件事：59年前那场在竹林村举办的公祭称得上一件“方圆几十里的大事”。当时，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招待前来悼念张季鸾的宾客。所做饭菜不计其数，甚至，光是被喝光的酒缸，就摆满了满满一个院子。
邢玉明还记得，公祭开端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正在演奏，天空忽然飞来了几架飞机，低低地回旋在陵园的上空。村民们最初认为是日本人来空袭，都“吓坏了”，最后才弄明白，那是政府专门派来保护葬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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