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冀察平津。之后，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一方面又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1937年4月，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派我父亲率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允荣、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等军政官员访问日本，我和哥哥、堂哥、堂妹也随团到了日本。台湾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成果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录。”张廉云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张自忠还兼任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1937年7月8日凌晨，日军悍然向驻守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发动攻击，此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
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7月26日产生了“广安门事件”(1937年7月26日下午，约500名日军借口保护侨民打算强行进入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产生冲突，日军以此作为向二十九军再次进攻的借口)，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宋哲元军长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奉命留守北平被斥“汉奸”
1937年7月28日凌晨，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对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殉国。
“下午，宋哲元军长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作出决定，宋军长奉蒋介石电令移驻保定坐镇指挥，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保持治安。宋军长命我父亲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
张廉云说，“我父亲本不愿留在北平，因为他十分明白这样做的成果，但在宋军长的一再保持之下，我父亲最终批准留在北平‘保持十日’。”当晚，张自忠致电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表现，“‘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言交舍弟亮忱(张自明)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就义，与敌周旋。’”
1937年，7月29日下午，张自忠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在留守北平期间，张自忠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二十九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留守北平的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上称他“张逆自忠”，“自认为忠”、“张邦昌之后”，甚至称他是“华北特号汉奸”。
在南京街头上，还贴出了张自忠搂抱着日本女人的漫画，攻击、凌辱张自忠的标语。而在北平，张自忠亲笔写下的布告“各安生业，勿相惊扰”也成为泄愤的对象。熟知这段历史的张廉云说：“老百姓一看布告有张自忠的名字就撕。”
1937年7月31日，留守北平的独立第三十九旅被日军包围缴械。张自忠命令剩余部队迅速突围，“父亲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但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8月5日，张自忠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随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就这样，父亲在北平共保持了八日。”
“后来在美国友人福开森、美国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赵子青等朋友们的安排下，父亲于9月上旬机密离开北平到了天津，隐居在一位英国朋友家中”。
在天津，张自忠见到弟弟张自明。张自明看到的哥哥由于“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力压力，已经是疲惫不堪。”
为回避战乱和叔叔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的张廉云，至今回想起当日的情景记忆犹新， “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家里都特别热烈，笑啊，说啊，可那个晚上家里十分严正，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父亲把我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临别时，父亲又给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作为以后你们结婚时的嫁妆费。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