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人们常说，文化是可以跨越政治壁垒的，你感到自己所做的这些对外交换工作真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吗？
于丹：我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世界，小到夫妻口角，大到国际战斗，有多少是出自误解和隔膜？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们的任务就是打消误解、打破隔膜。
我感到今天世界文化的沟通，需要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需要在一种充分的懂得和尊重下，完成文化的融合、碰撞和新文明的成长。我们不需要再一触即发，不需要老戴着有色眼镜，动不动就责备别人，当你在责备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你的冷静。我感到任何一种文化，最好的态度，就是彼此尊重。
记者：那么你认为什么是好的文化？
于丹：好的文化必定是多元的。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必定以多元的争鸣、共融、共生作为一种真正的繁荣。一个大的植物园应当有各种植物，一个大的动物园应当有各种生物，一个好的世界应当是各种文化和谐相处的世界，而不能说一种文化惟我独尊。
记者：但我有一个怀疑，那不等于说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没有先进和落伍之分？
于丹：我感到今天我们不能过火地夸张文化的道德评价，今天更多需要的是文明的融合与建设。我感到知识分子身上是要有批评精力，但是要看你在做什么事情。知识分子可以做的是两种事情：一种是研究，一种是普及。而我很明白自己做的事情是普及。而在我做研究的时候，我可以持有批评态度，但我在普及的时候盼望持有一种包容和建设的态度。
传统文化中当然有糟粕，孔子的思想离现在2560年了，这么多年前的思想，过时的确定比有用的多得多。我们其实是对其中有用的那一部分，拿来跟21世纪的文化、制度、人的感受联合起来，把它激活。所以我说，孔子的思想会过时，叔本华的思想会过时，世界上每一位大思想家的学说必定会随着历史的进步，有些东西会被淘汰。要害是我们能把美好的东西留下多少。
记者：想过没有，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会买你的书？其中是哪些东西吸引了他们？
于丹：今天的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期，每个人享受多少文明就蒙受多少压力，所以他心里头有价值的断层、迷失，需要文化的说明给他一种力量，给他一种提升生命的智慧。我感到中国古代供给了这些东西。可以说孔子的思想分两个系统，一部分是政治系统，另外一部分是个人的修养系统。关于政治的部分非常陈腐，已经过时了，关于个人修养的系统，拿来用，只要联合当下，它是有积极意义的。
记者：中国人接收这些不难，但是国外读者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买这本书呢？
于丹：我在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德国电视二台有一个女记者很认真地对我说，她感到拿这本书教她女儿就很合适，因为德国小孩都能学这些道理。一位英国记者说，我感到你这本书讲的就是我们的社会。我说这也不奇怪，现在你想想伦敦也罢、柏林也罢、巴黎也罢、北京也罢，立交桥、专卖店、汽车，都是一样的。世界文明越趋同，我们应用的物质越类似，我们心灵中的困惑就越接近。大家不都想在这个社会中安身立命的同时还获得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吗？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平易的态度，用简略方法使文化穿越千古，帮助今天的人把那些信息提炼出来，传递出去。
故事永远比道理容易传播。我们的幼年、童年都是爱好听大人讲故事的，长大以后照样爱好听故事。所以你用故事去传递道理，它就变成了道理的载体，如果你没有载体，仅仅讲道理，谁都拒绝说教。 本报记者 张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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