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涉嫌抄袭事件”断断续续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这已经几乎成了全世界华人学者圈无法回避的话题，学者们对该事件的态度也异常决裂，而相当多学者对汪晖的不满之处是他不愿意公开出来回应甚至辩护——特别是当朱学勤高调回应自己涉嫌抄袭事件后。汪晖昨天最终还是通过媒体回应了这场风波，尽管选择的是境外媒体采访。在采访中，汪晖保持认为，《对抗失望》中呈现的“这些疏失与抄袭、抄袭是完整不同的事情。”
汪晖关于涉嫌抄袭：“将有专门的调查报告”
几个月来，外界始终认为汪晖和有关校方在回避这一事件。但在昨天的境外媒体报道中，汪晖首先表态，“关于对我的所谓‘抄袭’的批评，将会有专门的调查报告出来。”汪晖不认为自己的不回应是在回避，他表现，“这类问题在媒体中很难阐明，应当由学术共同体来澄清，作者个人可以供给一切必要的帮助。由于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从当时的学术规范出发研究相干的例证，才干全面客观地阐明问题。4月回国后，我将相干材料交给专门研究和处理著作权问题的法律机构进行研究。我感到只有对相干法律、规章进行研究，对具体指控进行核实，才干有助于澄清问题。”相对于之前朱学勤借助媒体高调回应，汪晖显然选择了另外一种策略，尽管这一策略会被人诟病“不透明”。
对于来自很多方面的批评和责备，汪晖也并不回避，甚至予以必定的反驳。在接收采访时，他表现，“我至今没有看到对于捏造事实或掩饰证据等行动的严正批评——如果一个社会容忍这样的行动，将会对国民权利造成很大损害。”对于挑起论争的《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他也毫不回避地责备，“在发表这类文章时为什么在发表之前不与当事人核实，在发表之后又以各种方法拖延发表不批准见？”对于著名华人学者林毓生通过媒体对汪晖的批评，汪晖表现，“林毓生先生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实的例证作为指控的根据，就不合乎规范。他对我的思想观点展开批评，我也很欢迎，但他既没有引证，也没有高低文的关联，近于无的放矢。以这种方法在大众传媒中发言除了起到‘发动’作用外，很难引起有意义的争辩。”此外，汪晖也以不点名的方法批评了国内某些媒体，“如果媒体工作者一面发表单方面的观点，另一面又参与组织针对某个作者的社会发动，你就很难信任这样的媒体。”这里所指的“社会发动”，其中之一就是“就汪晖涉嫌抄袭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该信被许多人认为是出自某媒体编辑的发动。
关于学术规范：“不同的范畴与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惯例”
在接收采访中，汪晖重点表达了跟自己有关的所谓学术规范问题。汪晖认为，判定自己是否涉嫌抄袭，“首先是要认定抄袭的标准，其次是要认定抄袭的事实；前者需要研究相干的规章、法律，后者需要以文本为据，详细比对和研究各条指控。很不幸，虽然媒体就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累积了数十万字，但在抄袭标准和事实认定方面的讨论却很少见。”对于引出涉嫌抄袭一事的博士论文《对抗失望》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汪晖辩护说，“就像许多著作一样，存在一些毛病、疏漏，有些是当时的学术和出版惯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订和写作中的问题，在重版中未能加以改正；重版过程中，由于校订不细，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前面提及的由于分段而造成的脱注现象。”他认为，“这些疏失与抄袭、抄袭是完整不同的事情。”
事实上，对“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在学术界产生的观点决裂，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学术规范问题。汪晖认为，离开历史的脉络和学科格式的发展，按照现在的规范对以往的论著加以断定往往会造成很大问题。“以注释的体例而言，不同的范畴与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惯例，引注的严格性方面也会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历史条件的束缚和一些出版惯例。（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有学术规范的，但由于时代不同，全部学术作风与今天不一样。这只要拿当时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与今天的著作做个对照就很容易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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