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欧美留学经历，在国外接收了名师指导，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联合，而且在三十岁左右就建功立业，开端跻身于国际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因此，“三钱”成为大师决非偶然。
“三钱”都已远行，国人在悲哀之余，都在沉思：新的大师在哪里？于是，就有了“钱学森之问”。
回想钱伟长等大师的成才之路，我的感悟是：
——大师不是打算出来的，诺贝尔奖不是靠拔苗助长计划出来的，大师是自然地成长起来的；必须通过优化成才环境，才可能有大师出现；
——优化环境的头等要务是优化教导。人们都心存疑问，八十年前，我国的国力远不如现如今，为什么那时的清华、北大、交大（还有条件极差的西南联大）能培养出大师来，现在反而不行了呢？上个世纪我国拥有大师级的教导家、校长，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等，现在我们有吗？要害是我们缺乏先进的教导理念和体制，缺乏高瞻远瞩的教导大师，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条件奢谈大师；
——优化教导的要务是给办教导者足够的自主权。毋庸讳言，八十年前的大学校长的自主权比现今大多了，他们有最高的人事权、财权和外事权，现在有吗？大家还记得，蔡元培先生由于当年的北洋政府剥夺了他做校长的自主权，愤而辞职。现在，上海大学尽管不是名校，但却是内地办得比较有章法的大学，就因为它的校长钱伟长比上海市长“名头”还大，他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他能在上级的支撑（有时是被迫支撑）下，放开手脚地干，干得比一些名校还痛快；
——必须实现东西方文化的联合。努力汲取我国古代教导和现代西方教导的先进理念，联合实际，为我所用。
还可以列举更多。在我看来，培养大师，首先要优化环境，为准大师的成长营造最好的环境，让他们自由地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三钱”。（戴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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