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年轻人因为没钱而不敢生孩子？
一句“养大孩子要49万”成了媒体最常转述上海科学院学者徐安琪的一句话，很多人还将这个数据作为支撑“孩奴”概念的证据。
作为社会学家，徐安琪在2005年发表的《孩子的经济成本》中确曾推算，家庭为一个0到30岁未婚子女的生养、教导甚至结婚、工作成本，平均支出将达49万元。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养孩成奴”的担心。
这份报告强调，父母获得的心理满足和回报超出了金钱上的投入和付出，68％的人感到“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给自己惊喜”。
事实上，徐安琪还做过另一项研究：孩子的非经济成本。这份研究表明，生养孩子承担的非经济成本比回报更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育意愿。
研究发明，人们不愿或推迟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是“为了在工作或事业上有更多发展”，当然也有人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太好”。
研究还表明，在个人自由、发展机会以及夫妻关系方面，高学历者的“成本”高于低学历者。因为高学历者的自由选择机会多，对夫妻关系、生活方法以及孩子的培养目标有更多的设计和更高等待。然而，养育孩子不免限制一些个性自由。夫妻还会因为孩子发展，承担必定的心理压力，有时双方对抚养孩子的理念、方法不同，也常常引发冲突。
心理咨询师龚学萍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观点。她认为，现在的育龄青年是打算生育刚履行时出生，“生育愿望没有被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成长的一代人，因此很多“80后”青年一直被看做没长大的孩子，自身也没有做好成为父母的筹备。“一些人即便生了孩子，也是直接丢给父母去照顾，只管生，不管养的现象很广泛。”
而且，医技程度进步，让迟疑中的高龄产妇心理门槛不断推后。邱静是36岁时生的女儿，“20多岁时忙工作，打算到30岁时再生。后来，发明35岁的女人也能生孩子，就又拖了几年。后来发明，40岁也能生。要不是意外怀孕，可能现在还在拖。”
“从统计学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发达、城市化程度进步、妇女受教导程度进步的国家，生育率会下降，这是广泛现象，也是正常现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说，“然而，我们应当鼓励年轻人建立理性的生育观。”
更有观点认为，育龄青年不生子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没有尽到其应当承担的社会义务。事实上，在养育孩子方面，社会所能供给的资源和鼓励非常有限。
谭琳告诉记者，随着女性受教导和职业化程度进步，妇女为生孩子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变大了。在一些单位，女性职工因生育失去提升或培训的机会的事情很常见。“选择生还是升，成为一些职业女性的困惑”。
28岁的王文蕾曾看见，一个孕妇怀孕7个多月，仍顶着肚子坐在一家市属电视台的机房里编片子，生完孩子不到两个月就去上班，“不然这个地位就被别人顶替了”。
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中，企业甩掉了原有的配套设施。比如以前很多单位都有的哺乳室，现在少多了。
有的企业干脆担心女性怀孕、生子，因此拒招女性。
还有企业会营造出一种气氛，不断拷问女性：敢生孩子么。
出版社编辑罗四四的经历就给女同事们“上了一课”。她怀孕后曾请过一个月病假，但等正常上班后，工资仍按病假期间北京市工资的最低标准800元发放（平时基础工资为2100元，绩效工资另算）。
她还没来得及问清原因，更严重的事来了。“我编一本书，某条脚注作者没改纪年问题，我忘了改。”罗四四说，总编抓住这一条重复责骂，单位在全部编辑系统通报批评罗，还说要全社通报批评。“总编当着几个女同事的面说：要不是因为你肚子里的小宝宝，看我怎么收拾你。”
罗四四明白，“这样上纲上线，明摆着是不想让我待下去了。”她的合同本应在7月31日到期，单位没再和她提起续约事宜，而是出告诉书称：合同到期不再续签，考虑罗怀孕，劳动合同会在哺乳期满结束。“从法律上找不到任何弊病，”罗四四说，“单位可以不辞退你，但可以想措施让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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