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保护封建正统的需要。司马炎篡位，这个历史义务，自然应当由他老子司马昭来负。按照中国历史学的一贯逻辑，老子好汉儿好汉，没有老子在前面做铺垫，儿子焉能成大气象？曹丕篡汉，罪不在曹丕，在曹操也，你司马昭岂能脱得了干系？既然你脱不了干系，那么，对老大的职位，你必定是觊觎已久了，让儿子做周武王，你居心何在？天下人容得了你，天下正统文人却容不得你。
第三，拥刘贬曹思维的流毒。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存在明显的拥刘贬曹的思想，天下一统的历史使命，本该是刘备或者刘备的后人来完成的，曹操没有完成，那是他活该，你司马家族何德何能，竟然创下了“三国归晋”的巨大事业，怎能不让爱刘之辈捶胸顿足、哭天抢地？推根溯源，你司马昭难辞其咎。
有了这三个理由，曹髦的水贴一出，焉能不响应者众？陈寿本来就是曹髦的粉丝，他评价说：高尚公（曹髦）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就连司马昭一手提拔的干部钟会也站在曹髦一边：才同陈思，武类太祖。这还了得！可是，水贴毕竟是水帖，它能蒙蔽一时，却无法蒙蔽一世。如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什么事情都讲客观，司马昭的心，也渐渐真的被“路人”知晓了，他的心，并非曹髦所说的坏心，而是壮志雄心、仁爱心、顺应历史潮流之心。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