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为什么才尽了？传说郭璞要走了本来存放在江淹那里的一支笔，所以他便才尽了。这是迷信说法，不可信。另有新说法，说梁武帝是文人皇帝，对文士是又爱又忌，江淹明哲保身，因此说自己才尽了。其实我感到有点牵强，梁武帝不能忌恨到看见比他强的文人就要杀的地步，要是如此，江淹一开端会惨遭杀害，不会大摇大摆地做官去。那毕竟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他当官前后的境况吧。他年少时，家贫，对苦难和生活懂得得比较透彻，因此胸中有一种锐气，这种锐气使他的笔纵横开阖，恣肆汪洋，气势恢宏。而他当官后，整天忙于官场政务，仕途得意，生活充裕，胸中再无锐气，再也不想动笔。另外，平时的生活素材不是政务就是巡游宴饮，这时作诗作文，也是奉承应制，描写的也是穷奢极欲的贵族生活，毫无可看之处。他的才干有没有用尽呢？没有！只不过，政务缠身没时用，充裕日子不需用。生活中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再不用为生计奔走，官场、情场得意，胸中再无不平之气，哪有什么可写的呢？试想，江淹如果被贬官流放，坐牢羁押，这时，他必定会对生活完整感悟的，心中的怨愤会化作绵绵不断的佳诗好文传播于世的。因此，江淹的得意，是文坛的失意，官场上多了一个未作出惊人政绩的官员，而文坛上少了一个文采八斗，传播千古的文豪。
恼怒出诗人，家贫出贵子，逆境成人才，此话极有道理。人在安适舒适的环境下，容易懒惰，对人生的价值，生活的苦难会视而不见，会在幸福的温床上昏昏然而入睡的。这时即使是写下一些文字，也是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如果处在生活的重重重压之下，或是处于一个政治混乱、战斗频仍之时，生命的真理，人生的价值会化作恼怒、忧伤的诗篇的，这种诗篇不传播千古是不可能的。“苦难是最好的大学”，“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自磨砺出”这类名句顺手拈来的还有很多，它们都包含一个类似的道理。
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受刑之余愤恨地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奋发之所为作也。”如果他没有受到残暴的腐刑，他不会“胆大妄为”地再现历史的真实，不然我们会看到一部虚伪的历史。这就阐明了人在逆境时，能发明出华彩的乐章，能以情动人，亘古不变。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词作仅限于靡乱的宫廷生活和空洞的男女之情，毫无可取之处；亡国后，以哀婉悲哀的笔调追忆了往事，那一声悲戚的“月下花前何时了”的长叹虽历经千年，还留在你我心间。同一个人，不同的境遇彻底转变了他的文风。
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贬官”文化。为官之人在被贬官、流放、沉静下僚时，把人生之苦化作一篇篇精美的华章，文学史上那一部部优良大作，无不浸透着不得志文人的辛酸泪。孔子不是在处处碰壁之后，不会创立中华之基调的儒学；老子不是在任多年的藏室史之后，不会创立三分天下的道家；屈原不是在遭遇到冷落放逐之后，不会写出巨大的浪漫主义诗集《离骚》；曹植不是在兄长步步加害之时，不会写出惨绝的《七步诗》；王粲不是在历经战乱之年，不会写出慷慨悲凉的《登楼赋》；骆宾王不是在软禁之后，不会写出冤屈悲愤的《在狱鸣蝉》；王昌龄不是在苍凉的边塞之时，不会写出唐诗的压卷之作《出塞》；孟郊不是在尝尽人生艰辛之后，不会写出饱含热泪的《游子吟》；杜甫不是在命运多舛之时，不会写出忧国忧民的三吏三别；岳飞不是在被逼无奈时，不会写出慷慨激昂的《满江红》；苏轼不是在屡次贬官之后，不会成为文坛领袖；柳永不是在屡试不第之后，不会成为婉约词派的四大批之一；陆游不是在河山尽失之时，不会写出铮铮铁骨的诗篇……进入近当代，不少热血之士不是在看到帝国列强的蚕食之后，不会用鲜血写成一篇篇慷慨悲歌。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