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党项人李元昊在公元1038年建立的西夏王朝，与北宋、辽国以及后来的蒙古鼎力抗衡近两百年之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均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末了，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史书，只在蒙元所修的《宋史》中有一册“夏国传”的分卷，令人不解。是西夏王朝不重视修史，还是后来的各朝代史官们忘却了这个曾经在中国大西北叱咤风云两百年的政权？
仔细分析一下国人修史的特点、蒙古人进攻西夏的历史和西夏王朝的文化建设状况，或许能解释这个疑问。
国人修史，重在传承、借鉴，传承的是历史文化，借鉴的是兴衰教训，以满足本朝统治的需要。一般依据前朝史官的记载，民间笔记、野史、传闻等等，综合剪裁糅合而成文献。历朝历代史官，多由当局指派，吃粮修史，主要的任务还是着眼于统治的需要，粉饰、遮丑、夸大其辞，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倒在其次，只有那些有正义感、责任感的史官，才会着眼于“传承”二字。解缙主编的《永乐大典》，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近现代不少学者都曾撰文指责：纯属胡闹之举。
西夏亡国于蒙古人之手，蒙元丞相脱脱主持修史工作，分别编撰了《辽史》、《金史》和《宋史》，唯独没修“西夏史”，只搞了个“夏国传”，原因何在？赵炎以为，这是蒙古人在记仇。其中既有民族情结，也有历史缘故。
有专家考证说，党项人是鲜卑族的后裔，与蒙古族、女真族、契丹族均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笔者不同意这个考证。党项人的祖先应该是初唐的拓跋赤，是大月氏人和汉人的混血儿，李元昊在上宋仁宗的表章中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可见党项人与中国北方其他的少数民族毫无血缘联系。西夏强盛的时候，占领了河套地区和现在的蒙古、新疆的部分地区，使得蒙古各游牧部落备受欺凌。那个时候，蒙古人还处于最原始的部落社会，连弱小的女真人也不如。
等到蒙古铁骑可以纵横天下的时候，所到之处，敌人无不望风披靡，女真人完全缴械，宋朝人彻底臣服，东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几无敌手，偏偏打到西夏国都兴庆府（今银川市）的时候，遇到了党项人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先后发起六次猛烈的进攻，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均无功而返。1226年初秋，新一轮的打击又开始了，这一仗更加惨烈，连成吉思汗自己也被一支呼啸而来的羽箭射死。一直到第二年的初春，铁血残阳中的西夏城楼上才竖起了蒙古人的大纛。
对这个可怕的强劲对手，蒙古人心中有着难以忘却的惨痛记忆和挥之不去的仇恨，“长生天”都不会原谅西夏国杀死一代天骄的“罪孽”，何谈为它修史？就让西夏王朝成为一个历史的背影，模模糊糊地留存在世人的记忆中吧。
即便蒙古人抛开民族情结和历史因素，想为西夏修史，恐怕也不怎么容易。因为西夏王朝自己不修史，所存史料极为有限。
西夏王朝文化建设的特点是着眼于目前，多次整修莫高窟，是为弘扬佛教文化，造就西夏文字，是为翻译儒家文化之需等等，从无为前朝修史的计划。其实，西夏国也有前朝历史。比如，唐中和元年（881年）拓拔思恭占据夏州（今陕北地区的横山县），封夏国公，按照封建体制，这是具备社稷功能的国家。再比如，五代十国时期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等等。这些历史都应该由西夏王朝进行修撰，以传承党项人的历史文化。但是，李元昊没有这么做，估计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