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抵抗失望》论文打印稿，第 106~107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事实，无论是懂得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懂得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别的方法在世，有特别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长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定要在传统中懂得，懂得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懂得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懂得的决定作用。从启蒙运动以来，在许多人眼里，传统就只有否定的意义，尤其是它常常同“偏见”和“权威”这两个概念联在一起，就更显得是如此了。所以古典释义学念念不忘要人们摆脱传统给予他们的偏见和束缚，甚至最好“抹杀”自我，以达到客观的懂得。伽达默尔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正好相反。伽达默尔指出：“不是我们的断定，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在。”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偏见，自己也要接收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干起作用，理性和传统不是对峙的，“在传统中并不限制知识的自由，而是使它可能。”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收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懂得的基础条件。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9页）
以上文字，段落之中均无任何删节。请对照黑体加线处。汪晖论文中伽达默尔的语录都是引自张著《意义的探究》，伽氏的语录都忠诚地打了引号，而张的两段话未获同等候遇。张汝伦被引用的第一段话基础是逐字照抄，却没有引号，注“参见”，如此伎俩是淡化其作用，占张的便宜。严重的在后面。张汝伦被引用的第二段话既没有引号，也不给出处。更严重且耐人寻味的是，居于汪晖所引用的张汝伦的两段话之间的伽达默尔的语录——“不是我们的断定，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在”——被加上引号、且做注。在接收释义学的思想资源中，汪晖首先得益于张汝伦，他是从张著接触到伽达默尔，他对后者的很多懂得也得益于张汝伦。汪晖严谨地为出自张汝伦著作中的伽氏语录打引号、做注，却对张的话语不打引号乃至不做注。
如果是疏漏，为什么疏漏了本土学者，却严谨地为世界级权威做注？“贴金”或“忘记”之间分明有选择。特别是，后者的话是汪晖从前者的著作中得来的，被注释和被抄袭的话语就在同一页码，乃至同一段落中比肩而立。
郑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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