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齐上荧屏，掀起了新一轮的“名著重拍热”，制片人和创作者心里都很明白，名著的影响力加上观众的好奇心等于高收视率，只是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一边是各大电视台飙升的收视红线，另一边是从四面八方掷向创作者的“板砖”。
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本来不足为奇，但遭到这样大面积的质疑、挑刺、甚至恶搞，恐怕是创作者始料不及的。于是感到委屈者有之，竭力辩护者有之，隔空对骂者有之。创作者和观众理应是相互依存、彼此感谢的关系，相互责备的行动只会加深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感。
一方面，对那些新编的影视剧，我们能否表现得宽容一点？把方块字转化为鲜活的影像，是件好事，它至少供给了一个名著和大众密切接触的机会，让传统文化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尽管有老版的珠玉在前，但从已经播出的几部新戏来看，主创人员的创作态度还是严正、认真的，这一点从那些新编剧精良讲究的画面中就可以看出来，正在上演的电视剧《茶馆》更是力求尊重原著的精力。另外，创作者也是在努力揣摩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想方设法拉近和年轻观众的距离，这些努力都是应当确定的，至于它们到底是成功之作，还是沽名钓誉的伪作，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另一方面，对批评的声音，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一道防止创作者轻慢名著的“防火墙”。偏离原著精力的过度阐释，违背民族集体记忆的翻案文章，都是要不得的。这些做法非但激活不了原著的生命，反而下降了经典的高度，矮化了原著的精力。如果是这样的改编，那还真不如没有。在没有做好足够的筹备以前，安安静静做一个文化的守望者，总比扮演一个经典损坏者的角色要好得多。
每一个重拍者都要审慎看待自己的行动，把“进化论”利用到艺术范畴是一种轻浮的声调——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比古人和前人站得高，看得深，在这些巨大的经典面前，怎么样的谦恭都不为过；任何草率、功利之举，只能使名著蒙尘，使自己蒙羞。即便是要有所创新，任何新发的枝条都应当是原著这棵大树上长出来的，而不是随便的解构和八竿子打不着的胡乱嫁接。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跳出名著重拍的是非纠结。其实，现在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是发明力不足，放眼望去，真正有原创性的作品屈指可数。名著重拍虽是文化延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远不是终点，而是民族文化推动过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如果有一天，编导们不再那么依附名著了，那也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因为我们拥有了自己时代的经典，但愿这一天并不遥远！
目前的经典改编中，创作者给予自己过多自由
经典改编的绝对原则：忠诚原著
李建军
经典是指那种历久弥新的作品，是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可以从中获得滋养的文本。在一个原创力枯竭的时代，人们常常偏向于从经典作品中开发资源、寻求支撑，而其中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改编电视剧重温那些美好的故事。
那么，评价经典作品的改编，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和可靠的标准？或者说，艺术家如何改编，才干接近或达到经典的高度？
这样的标准和标准，无疑是存在的。因为经典作品是一个有着必定客观性的形象系统，是一个可以被审美地分析和理性地认知的对象世界。对经典作品的改编是否成功，就是看改编者是否完整地再现了原著的气质和精力，是否正确地表现了原作的命意和主题，是否真实地再现了原著写人、叙事的基础作风。改编者固然可以发明，可以截长补短，但是，他的主体性的施展是有边界的，是服从性的：他不能随便转变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宗旨，不能转变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基础定性。换言之，“改编”是一个追溯和浮现的过程，必须把“忠诚原著”当做一个绝对原则，否则，你所改编出来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原著”，而是似是而非的改编者自己的“新作”。
不是说“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不错，这句话的确包含着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对作品的懂得必定会显示出不同阐释者的个体差别性。但是，这个差别性必须建立在对作品和作者的尊重之上。无论如何，不能把哈姆雷特懂得成雷欧提斯，更不能把他曲解成波洛涅斯。阐释者和改编者必须把自己的懂得，严格地限制在作品的客观有效性的范畴以内，他所叙说的，必须是作者笔下的那个人物，是作者所讲的那个故事。所以，改编并不意味着编剧和导演可以对前人的作品，进行随便的转变和重组，而是请求他们要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就此而言，越是能客观地忠诚地再现原作的作风和精力，经典的改编就越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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