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鹏）我记得在小时候(当然现在也是),当众放屁被认为是一种很可耻的行动,所以如果是大家在一起,有人偷偷放了屁,大家就必定要把他找出来,然后当面耻辱他。这种情况和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有点像。
大家—包含政策当局—都在找那个推高了房地产价格的人是谁,比如推出物业税好像是大家能公认的一个找出那个“坏蛋”的好措施,让“坏蛋”们更多地缴税,大家就会很高兴。所以对于物业税,媒体的整体偏向是“快!快!快收那些坏蛋的物业税”。如果火星人也能看懂地球的报纸,他们确定会把中国单列出来,因为中国人看起来可能是唯一一个爱好向政府缴税的那群人。
征收物业税会对房地产价格有影响么?
说到这,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前同事,王轶—因为他是个千万富翁,所以用化名吧—王轶在我们几个熟人中,最出众的一个本事是能在200米距离开外分辨出一辆暗红色的旧车是夏利还是富康,这个本事是在北京出租车价格还不统一的情况下练出来的,那时候夏利要比富康每公里便宜4毛钱。王轶虽然资产上千万,但是他很在意能不能享受到这种差价。在北京出租车价格都上升到2块每公里的时候,王轶曾经结束过一阵坐出租的行动,开端和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但是这种转变只持续了半个月,王轶就又开端打车,一是因为他的出行习惯,此外他又累赘得起,所以他容忍了出租车的涨价,而且在后来也没有因为出租车的价格感到什么不适。我推算,大概税收对刚性购置行动的影响等同于这种出租车涨价对打车频率的影响。
当然有人会说,花费行动不能等同于税收,那我们来看看罗伯特·弗兰克做的税收与行动方面的调查。当然弗兰克的初始目标并非于此,而是想证明涓滴效应的不合理性,因此反对给富人减税—所谓的涓滴效应在个人财富上的利用就是富人不会只使自己变富,因为富人要花费,在变富的过程中要雇佣更多穷人就业,所以在富人变富过程中会让穷人也收益不小—在小布什时代,为了推动花费,政府采用对富人减轻边际税率的政策。但是弗兰克发明,小布什时代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率,其平均值比1980年代还要低,而1%的富人年收入却增加了4倍,那些上市公司的高管们收入上升了10倍。
涓滴理论的支撑者认为,虽然美国当时的贫富分化在加大,但是如果对富人予以重税,那么这会让人“按照利益动机做事”,比如,富人因为重税会变得懈怠,公司的CEO们也会因此缺乏冒险精力,而难认为股东赚回更高的利润,经济发展也将更加停止。
但是,弗兰克找到的数据的统计却与涓滴论者的见解不相符,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艾尔波托·艾莱斯那和丹尼·洛德瑞克利用世界银行与经合组织对65个工业化国家的采样数据,发明在国民收入集中于5%至20%最高收入群体的地区,经济增加率较低。如果该地区基尼系数更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享受了更大部分经济发展成果,那么经济增加率反而较高。
对于边际税率,弗兰克还举出了典范,那就是日本—日本经济几乎是一个世界经济的反例仓库,如果你想否定任何一个风行的见解,日本几乎都能找到反例—据统计,日本的高管收入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而且边际税率也比美国要高得多,但是没有证据发明,日本公司高管工作时间减少而且表现懈怠。
其实这些例子和弗兰克想证明的目标也许并不完整相符,这些例子都证明了人很容易适应一种税率,而税收并不能转变人的刚性需求,而顶多可以让人的刚性需求暂时受到扰动,当然过于不合理的税率,得到的成果也不是需求的转变而是革命。
如果住房是一种刚性需求的话,那么征收住房保有税恐怕对住房的价格也不会有绝对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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