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星级越高的月嫂越抢手，四星五星的要提前半年预定。图为月嫂正在接受培训。
文/本报记者 任鹏
“我一个月炒了四个。”
“这，就是一部血泪史。”
家里经历过数位月嫂加保姆的全职妈妈周少玲，有时和朋友历数请保姆的经历，耳朵里灌进来的是这些“切肤之痛”。
“处理和保姆、月嫂的关系，比看孩子复杂多了。”
“找月嫂难，找好月嫂难上加难。”在众多的感慨声中，宋远和保姆14年的关系几乎“是一个奇迹”。
但无论如何它发生了，似乎能见证某些东西的变与不变。
你凭什么要求人家把你当朋友？
几个月前，搬进350平米的新房子后，周少玲狠狠心，决定不再和保姆续约。
这位30出头的全职母亲，心思大都放在孩子身上。周少玲的丈夫是做房地产生意的，他们家先后请了三个月嫂，最多时家里有四个保姆，还有一位菲佣。
周少玲的第二胎是双胞胎，找的24小时月嫂，四颗星的，干8小时，月工资2000元；双胞胎，再加500元；24小时的，工资翻倍。这样算下来，这个保姆的工资就是5000元。
不过，周少玲很快发觉，花钱多，不见得能找到满意的月嫂。比如说，这位“四星级”月嫂叠好洗净的床单后，一屁股坐在上面。“她说用屁股压平一下。”半夜给孩子喂奶粉，她会把奶瓶掉在地上。
周少玲的母亲还发现，月嫂直接用孩子的奶瓶喝剩下的奶粉，“哪怕她倒在碗里喝也行啊，别直接对嘴喝。”
第二位呢，“签合同前笑眯眯的，看着挺干净”，但在周少玲家只呆了一周，因为她“进家后从没笑过，感觉一直在生气，这样对孩子不好”。
后来，一位和丈夫来城里打工的钟点工成了她家保姆。这个农村女人很实在，当保姆是因为“儿子上学需要钱”。
在济南阳光大姐公司的家政服务员中，有一多半和周少玲用的这位保姆一样来自农村。
周少玲很想把她当朋友来待。她心里念念不忘的，是生大女儿时请的那位月嫂，这位月嫂已经离开五年了，“对我大女儿照顾得非常好，我什么都不用管。”
周少玲做了不少努力，来搞好和保姆的关系。
有一次，保姆说，自己的孩子常听班上的同学说，必胜客的比萨多好吃，他却从没吃过。
“我听了心里发酸，因为我女儿都吃腻了。”不久，周少玲的母亲去必胜客，她让母亲多买了一个比萨，把半个包起来给了保姆。
周少玲常去香港购物，她向保姆承诺，等两家孩子大一些，就带他们去香港迪士尼乐园玩，因为“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可能去”。
直到几个月前几件小事发生，周少玲终于忍不住了。
周少玲的一对双胞胎得了肺炎，一天下午4点多去医院打针，保姆反问：“我应该5点下班啊，晚了怎么办？”
搬家后，保姆又提出，工作地点远了，想再晚20分钟上班。“之前，已经让她晚30分钟上班了，她怎么这么不替我考虑？”周少玲接受不了。
丈夫一直劝周少玲，把保姆当家里人看待。“你这么想，她们也会这么想吗？很多朋友也说，互相把对方当朋友的很少。不过，你凭什么要求人家把你当朋友？保姆就是保姆。”
14年没涨工资的“奇迹”
40岁的宋远对自家的保姆有些暗暗得意。
宋远是省城一家事业单位的职员。这个保姆，是在宋远休完产假后来给她看孩子的。
1997年的济南，还没有中介公司，只能通过熟人介绍，保姆也不分星级，服务水平就是用雇主口相传。宋远的哥哥听说“这个保姆干得挺好”，就给她找了过来。
见面后聊天宋远才知道，她们两个人的母亲竟然是住在同一栋楼上的。保姆人到中年，一直没有稳定工作，家庭条件一般。
等孩子上学了，保姆就给她家当钟点工，每天做一顿饭、打扫家里卫生，一晃过去了14年。
有想不开的事，保姆总会找宋远，把心事倒给她听。宋远“不很会劝人”，这时候，她会安静地充当听众。
宋远的婆婆最初常在孙子面前唠叨保姆的不是，儿子给妈妈学舌，宋远狠批了儿子一顿：以后不能说保姆，得叫她娘娘。
“就这一件小事，他娘娘特别感动。”
宋远向儿子唠叨：爸爸妈妈工作忙，没时间，你娘娘是在咱家特别困难的时候来帮忙的，是来照顾你的。
逢年过节，宋远单位会发一大堆鱼虾、食用油和果蔬，宋远一股脑地把这些福利提到保姆母亲家。
眼下，按济南的行情，做这些活的保姆基本不会少于1000元月薪。宋远从没给保姆涨过工资，保姆也没提过，她的工资一直是400元。这个月薪，用宋远的话说，放在现在的保姆市场，“简直是个奇迹”。
“人家现在只有一次生育机会”
在济南一家企业做职员的杨婷，她的“80后”朋友对雇用月嫂有不同的看法。
自打月嫂进家后，孩子就从没用过纸尿裤，所有的尿布都丢给了月嫂，“这样省钱。”
这位有着不错工作的白领，给杨婷传授的经验是：“这些月嫂就是雇来干活的，钱都花了，不用白不用。”
在济南一家学校当老师的王华，请的月嫂是同学曹玲介绍的，因为曹玲的同事反映，这个月嫂“非常好用”。
曹玲的同事是个“要求很严格”的人，她说，保姆就得训着使用，动不动就支使她干活，“相处太熟了，有些话反而不好说，雇佣关系其实最简单。”她觉得，那种“从一而终”的保姆，只能存在于上个世纪，现在，“时代不同了！”
王华的弟媳妇在广州，2009年生孩子时花3000元请了月嫂。月子里，弟媳妇把月嫂和前去伺候月子的公公婆婆指挥得团团转，包括给婴儿洗衣服专用的脸盆，每次用前都得消毒。甚至同事过来看宝宝，也让人家戴口罩，“这像什么话！”王华的母亲很看不惯。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她喜欢请月嫂。把孩子交给别人带，自己倒是轻松了，但月嫂说白了是拿钱做事，遇到有责任心的还好，遇到没有责任心的，就像上班一样，好孬都领工资。”王华的母亲私下里打电话跟女儿抱怨儿媳妇，“你看她，一个当妈的，晚上孩子醒了都不愿自己喂口奶，让月嫂起来喂奶粉，人家晚上也得休息啊！”
王华的弟媳妇娘家条件好，在这个“80后”看来，“能拿钱来解决问题的，都不成问题。”
王华的弟弟夹在中间为难，私下里劝来自小县城的母亲“别那么心疼钱”，“人家现在只有一次生育机会，哪像你当年，能生好几个！”
家里要安监控，你愿来吗？
周少玲就委婉得多。
当时她正坐月子，喜欢网购，一件件奢侈品寄到家里。周少玲乐滋滋地拆封，保姆也在一旁，惊异地看着这些她从没见过的包包。
保姆问这些皮包多少钱，周少玲不太愿意说。“她肯定听说过这些牌子，我是怕她想：自己辛苦一个月才赚这点钱，她买一个包就得上万。”
周少玲觉得保姆很敏感，“雇主说话很多都是不经意的，但不知怎么的，就会刺激到她们。”
一年付出7万多元雇的菲佣，周少玲没觉得像传说中那么好。“不过，她们不会像国内保姆那么敏感。另外，会说英语，对孩子学语言有帮助。”
这个菲佣月薪3500元人民币，周少玲家还要承担她每两年一次探亲的来回机票以及每年的签证费。即便这样，在济南，这样的菲佣也很抢手。
杨婷也发现，楼下带孩子的月嫂和保姆对别人对她们的称呼很敏感，院里的人也都明白，称她们是孩子的“阿姨”。
同样，每次和人交谈，济南阳光大姐家政服务公司副总经理高玉芝总是要纠正“保姆”这个说法，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在她看来，对“保姆”合适的称呼是“家政服务员”。
“互相尊重和理解，是雇佣关系中最难处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吃剩菜剩饭、在工作时间外增加工作量的情况并不是个例。阳光大姐的行业培训中，关于雇主和家政员彼此之间尊重和理解的项目就有八条。
“怎么才叫尊重？人格上尊重才叫尊重。”高玉芝说。
沈欣是湖南卫视家政服务类节目《把谁带回家》的制片人，他说，创办这个节目的灵感，源自周围同事、亲朋中找保姆、月嫂的千难万难，觉得做这个节目一定能火。为满足各类家庭的各种需求，节目组兵分十路，奔赴全国各地，搜寻各类优质家政人员。精通中医推拿催乳的金牌月嫂，能让各种宝宝“秒睡”的育儿嫂，眼里容不得一点儿灰尘的保洁员，甚至是全能管家，应有尽有。
“这种节目，能够展现丰富的社会关系、家庭和人物关系，有值得挖掘的必要。整个行业是一种契约关系，这本身就需要平等，包括心理上的。”
这个被网友称为““用相亲节目的路子找保姆”的节目，一开播
就火了，那些来找月嫂、保姆的家庭，有的要求“三少保姆”：话少、钱(工资)少、事儿少，有的“家里要安监控”。有一位当CEO的雇主，要求家政员熟悉各种服装面料，以免熨衣服时失手；同时，家政员不能对他家的宠物狗“动一根手指头”，因为他家的狗狗就跟他的亲人一样亲；而前来应聘的家政员却要求雇主“绝对信任她”，因为，“信任”是一种投资。
这个节目从今年9月开播至今，现场“牵手成功”的不太多。事后有媒体求证，首对成功牵手的私下里也散了，因为“一下台，一大堆实际问题就都出现了”。
信任感很难建立起来吗？
自打月嫂进了家门，王华发现，自己内心“阴暗”了一下。
有时，月嫂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客厅喂奶或者在卫生间给孩子洗澡时，王华不自觉地会跟过去，即使不用上前帮忙，她也愿意悄悄地盯着。
她并不愿意让保姆看到自己在旁边。如果自己走不开，她会给婆婆使眼色，让婆婆跟着。
“孩子不是保姆的，她会不会那么用心呢？会不会有抵触情绪？”有一天，王华实在忍不住了，问月嫂，“天天看孩子是不是会烦啊？”
周少玲经历的一件小事让她感觉到，信任，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大女儿把她的一枚很贵重的宝石戒指弄丢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可一两个月之后，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把那枚戒指找到了，交到周少玲手里。
“我从没告诉过保姆这枚戒指的价格。”这件事让周少玲明白，保姆不是来到家里的“陌生人”。
王华为自己曾有过的举动有些内疚。月嫂临走前的那晚，她示意丈夫把沙发上的提包收起来，因为里面有几千元钱，害怕保姆把钱拿跑了。
不过，在比王华大10岁的宋远看来，十几年来，这种不信任在自己身上未曾出现过。
“现在人人都说雇个好保姆很难，其实是双方缺少互信。虽然这种道理人人都明白，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宋远说。
《把谁带回家》中，有两位家政员为涉外家庭服务过。尽管涉外家庭不像中国人这么讲感情、讲关系，但他们外出休假时，会把家里的钥匙放心地交给保姆。
当这些保姆转回国内家庭做家政时感觉不适应，“很难建立起信任感来”。
沈欣对此的理解是，信任存在的客观环境，在于行业规范做得好不好。行业不规范，就会产生这种信任上的危机。不过，“这种信任度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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